鲍鹏山谈先贤的与人相处之道

己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与人相处的底线

　　记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贤孔子的这句话，简洁地概括了“己”与“人”的关系，已被镌刻联合国总部大厅。这句话到底讲了一种怎样的人己关系？深意何在？

　　鲍鹏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论语》里面两次出现，与此相关联的表述就更多了。我甚至以为，不是“仁”，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因为，“仁”，其实正是讲的“二人”，讲的就是人己关系、群己关系；而这些关系的底线就是“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可以说，“仁”是概念，而“恕”是这个概念的最基本内涵。按照孔子的解释，这是一个人可以并应该终身奉行的人际关系、族群关系、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记者：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的先贤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比如“仁者爱人”、“温良恭俭让”、“宽宥”、“忠恕”等等，但是，这些观念今天似乎已经不那么被推崇了，难道过时了？

　　鲍鹏山：只要人还需要交往，需要在人群中生活，这些观念就永远不会过时。很简单，不是别人需要我们爱，需要我们宽宥，需要我们谦让，而是我们自己需要别人的爱、宽宥和谦让。而爱、宽宥等等，只能由人群提供，而人群中有没有爱，就看组成人群的每一个人心中有没有爱，此外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爱？我们爱的需求到哪里去满足？儒家伦理学的起点就是“反躬自问，推己及人”。

　　其实，我们需要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脆弱而不够强大的；我们需要宽宥，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有缺点而不够完美的。简言之，人性不变，爱、宽宥、谦让就永远是我们的渴望。

　　“温良恭俭让”，这是子贡对老师孔子个性气质的描述，后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基本民族性格和气质。这种整体气质，体现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积淀的古老民族的文明和教养，也体现出一个民族深沉的内涵和深藏的力量。这种力量，淡定、含蓄、强大而不张扬，坚韧而不尖锐，恒久而不保守，稳定而不顽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熏陶出这样一种伟大的民族气质，实在珍贵，我们不能只用几十年的时间，通过对自身文化的放弃，毁掉这样的气质。今天网络和现实中到处可见的暴戾之气、泼妇街骂、流氓街斗、泼皮腔调，甚至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也不能免，实在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的文化耻辱。

　　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争论，野蛮不是力量，文明才是力量；暴力不是力量，正义才是力量。

　　耻与勇——缺少羞耻感的社会也一定是缺少正义感的社会

　　记者：古人说：知耻近乎勇。为什么把耻与勇放在一起？见义勇为需要勇敢，公众场合需要有羞耻之心，这二者是什么关系？

　　鲍鹏山：“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仁、智、勇被传统文化称为“三达德”。

　　“知耻近乎勇”，做，需要勇敢；停，也需要勇敢。把正在做的错误的事停止下来，不仅需要抉择，还需要决断，这种否定自己，否定过去，就是勇敢。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否定“文革”，否定“两个凡是”，不就体现出一个政党的勇敢？有所为，是勇敢，有所不为，也是勇敢。为什么有所不为？因为知道有些事是可耻的，不能做。

　　孔子和孟子都特别强调人的“耻感”，都特别斥责“无耻”。孟子说：“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一个人一旦无耻——简直没有比它更可耻了！孟子接着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耻感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不以不如别人为耻，他怎么会奋起直追，赶上别人呢？可见，无耻之人，就会失去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从而永远甘居下流而不以为耻。这就是“知耻”和“勇敢”的内在逻辑联系。

　　记者：羞耻感对于文明社会有多么重要？为什么有时我们觉得，人们受教育程度高了，羞耻感反而降低了？

　　鲍鹏山：羞耻心是孟子讲到的人之为人所必备的“四心”或“四端”之一，《孟子·告子上》：“羞恶之心，义也。”何为义？义就是“宜”，就是行为的正当性。所以，没有羞耻心的人，是没有正义感没有是非不知好歹的人，是不能正确把握自己约束自己的人；缺少羞耻感的社会，也一定是缺少正义的社会。

　　在中国的今天，我们确实看到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甚至某些学者的表现，比起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更加粗鄙。但是，这种奇怪的非正常情况的出现，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更多的教育”，而是他们受到的“教育”中，只有知识传授和专业技术训练，缺乏诸如孟子“四心”之类的良知教育，缺乏价值观和羞耻感的教育。

尊重与自重——尊重他人并努力赢得他人的尊重

　　记者：媒体呼吁人们在公共场所要互相尊重。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是一种很重要也很基础的社会关系，它表现在哪些方面？是如何形成的？

　　鲍鹏山：确实有“媒体呼吁人们在公共场所互相尊重”，但有些媒体却未必如此。不少网络媒体发表的文章，不讲逻辑，不讲道理，只有情绪的宣泄和对对方的毫无学理意义的冷嘲热讽。这种文风与“文革”文风有着明显的血脉关系，但可悲的是，这类文章却最为受众叫好，因为有一部分受众，只需要情绪的宣泄。这是一个宣泄的时代。但是，一个大国，非理性的作者和非理性的受众甚嚣尘上，是危险的。因为，大国力量的最终体现，乃是国民的强大，而国民强大的最终体现，不是国民的暴力，而是国民的思想能力。

　　从传播学的角度讲，越是没有论证过程、越是蛮不讲理、越是极端偏激的言论，传播得越快越广，很多人深谙此道，以此博取眼球。但是，这类言论，伤害的是他人、伤害的是社会的良知和理性。所以，孔子讨厌巧言令色，要人们说话慢一点：“仁者，其言也讱。”仁德的人，说话慢一点，不要不经过大脑就滔滔不绝。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

　　记者：人在社会中应该尊重别人什么？同时靠什么让自己被尊重？尊重与自重，二者是排斥的还是相辅的？

　　鲍鹏山：尊重他人，有两种层面：一是无条件的尊重。就是尊重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人权和人生。不能无端侮辱一个人的人格，不能无端剥夺一个人的人权，不能无端妨害一个人的生活。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

　　二是有条件的尊重。比如一个人贡献大、人品好，会获得更多的尊重。孟子就讲过受人尊敬的三个条件：地位高、年纪大、德行好。这种有条件的尊重，是有一定道理和正面价值的，它会促使人们道德上进，促使人们做出更大的成绩和贡献。所以，一方面我们倡导无条件的尊重，但是，也要提倡有条件的尊重。没有无条件的尊重，文明没有底线；没有有条件的尊重，文明不会进步。

　　每一个人，既有权利获得他人的无条件尊重，也有义务争取他人的有条件尊重。无条件的尊重体现的是社会的文明，有条件的尊重体现的是道德的力量。

　　争与让——分清君子之争与小人之争

　　记者：人们说公共场所的争执往往起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有多少事是大事呢？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不正是从这些小事反映出来的吗？

　　鲍鹏山：孔子说：“其争也君子。”孔子不反对争，但他要求人们不要有小人之争，他要的是君子之争。

　　君子之争有两个内涵：一、君子所争之物：是非；二、君子之争的手段：规则。在今日市场经济时代，争正当的利，就是君子，争不正当的利，就是小人；用正当的手段争，就是君子，用不正当的手段争，就是小人。所以，君子争是非，并不是说君子不争利，利与是非不是同一逻辑层面的东西，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而是互相包含的关系，君子争利，就是争利中的是非。比如，国家人民之利，就为“是”，贪官污吏奸商之利，就是“非”。有人说，儒家文化不适应竞争年代，这是误解，儒家是为竞争制定规则。

　　鸡毛蒜皮之争，往往出于意气。这样的争，是儒家反对的。孔子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把这种出于一时意气的无原则之争，看成是人的迷惑。孟子把“好勇斗狠，以危其父母”（《孟子·离娄下》）看成是五不孝之一。荀子说：“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荀子·荣辱》）为了一时意气之争，忘记自身、父母和家国，连猪狗都不如。

　　为什么儒家三巨头都反对意气之争？因为这样的争，不但没有价值，而且伤害价值。文明的社会，要尽量减少这样的意气之争。

　　记者：老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现在人似乎觉得中国传统的忍让观太陈腐了。那么何事该争？何事该忍？大家都忍让，坏风气会不会横行事？好人会不会永远受气？

　　鲍鹏山：这事不能一概而论，要看情况。原则上的事，事关基本权利的事，不能老是提倡忍让，因为忍让就是让渡权利。一个国家搞得人民习惯性让渡权利，既鼓励了坏人，容易形成恶人得势好人憋屈的社会氛围，更糟糕的是，还可能导致公权力的无限膨胀，损害人民利益，不利于建立服务性政府，损害政府形象和党群关系。简言之，人民自觉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在为国家进步做贡献，为改革开放做贡献。

　　中国社会在明清以后，进入非常黑暗的专制时代，面对强大的体制，人们颇感个人的渺小，反抗往往只会加重自己的损失和伤害，于是形成了类似于“退一步海阔天空”、“忍字头上一把刀”等等犬儒哲学、奴隶哲学，国民性也因此有了更多负面的东西，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质，并导致国穷民弱。这种“不争”而忍，是我们今天要否定的。

　　但是，另一方面，人在社会中，还是要讲退让的，不能事事占强。社会总有竞夺，竞夺不能以力量为唯一胜算，不能以一切据为己有为唯一目标，否则那人类社会就变成丛林之中的弱肉强食了。所以，人一定要学会“让”。

　　维护自己的权利，是我们的权力。学会谦让利他，是我们的道德。

恕与责——违背公德要最大苛责，私人领域要最大宽容

　　记者：孔子的弟子评价老师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如何掌握宽恕与苛责的尺寸？

　　鲍鹏山：有两个层面值得注意。第一，孔子对人的很多缺点都是宽恕并提倡大家宽恕的，他唯一不宽恕的，就是对别人的不宽恕。

　　第二，要分清公德和私德，要分清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要分清知识问题还是价值问题。就是说，公德问题、价值问题，不能含糊，公共生活领域，不能含糊，对违背公德的行为，对在公共生活领域损害公共利益的人和事，对缺少良知、唐突价值的人，必须严肃以待。但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一个人的私德，对于一个人知识上的不足或认知能力上的缺陷，则应该予以最大程度的宽容。

　　樊迟问老师如何才能消除心中的恶，孔子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批判自己的错误，不攻击别人的缺点，就是消除内心的恶。（《论语·颜渊》）可见，孔子把对别人的不宽恕看成是恶。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是告诉我们：君子总是磨砺自己，小人总是苛责别人。（《论语·卫灵公》）子张问孔子怎样才算仁，孔子说：能做到“恭宽信敏惠”五点，算是仁了。（《论语·阳货》）这五个字里，都是善待别人的，没有一个字是苛刻待人的。

　　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真的需要适度的宽容，或者最大限度的宽容。

　　记者：孔子是个好好先生吗？他对什么样的人与事又不“恕”呢？

　　鲍鹏山：好好先生在孔子看来是虚伪的“乡愿”，是被孔子斥责为“德之贼”的人。孔子的宽容，如上所述，是对私德或私人生活以及知识上的缺陷和不足。另一方面，对于唐突价值、缺乏良知、危害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孔子往往疾言厉色。就是这个如此“宽容”的孔子，有时也是很“苛责”的人。

　　比如，他斥责三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斥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认为这些是原则问题，必须反对。在这些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方正刚直的孔子。

　　记者：在人与人相处中，孔子也很强调“忠”，它与“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鲍鹏山：“忠”的定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问题是，每个人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有相同的欲求，也有不相同的爱好，简单地以为自己想要的别人也一定想要，从而一定让别人要，就是强加于人，是好心而办的坏事。这类情景生活中太多了。

　　孔门师徒对此是有警惕的。孔子就劝过子贡，给朋友忠告并好好引导他，但若对方不听，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

　　可见，忠，只是相对真理。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才是孔子最伟大、最人道、最人权的思想。特别需要指出，“恕”所包含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念，恰恰是对“忠”的片面性的纠正，是对“忠”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预防。

　　德与怨——“以直报怨”才能促进道德风气

　　记者：孔子不赞成“以怨报怨”，也不赞成“以德报怨”，而要“以直报怨”。可是生活中有许多“以德报怨”的例子不是都把矛盾化解了吗？

　　鲍鹏山：关于如何报怨，有三种选择：以怨报怨、以德报怨、以直报怨。

　　我们来看看孔子的回答：如果你以德报怨，那你拿什么来报德呢？正确的做法是：用公正来对待仇怨，用恩德来报答恩德。

　　首先，孔子没有说“以怨报怨”，这是必须坚决摒除的选项。理由很简单：以怨报怨时，你将堕落到与你要报复的人同一境界，你将失去报复他的道德优势和正当理由，无正当性的报复不仅无助于建立道德价值，反而是对道德的再一次破坏。

　　其次，孔子不是说“以德报怨”不可以，他只是认为不应该提倡，不值得作为一个道德命题来讨论。具体到某一个人，针对某一件事和特定的一个人，如果他愿意，他是可以“以德报怨”的，并且能这样做还可能是很可贵的——如你所说，往往还能化解矛盾。

　　但孔子作为一个伦理学家，他要考虑的是伦理学的秩序与平衡：假如一个人做了坏事，我们提倡以恩惠来报答他，那么，另外一个人做了好事，我们应该怎样报答他？孔子这个反问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伦理内涵。如果以德报怨，反过来又以德报德，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他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得到的社会或他人的报答同样是“德”，这实际上就是打击好人，怂恿坏人。

　　“以德报怨”还会使道德自身很尴尬，使道德被置于一个或有或亡的危险境地。为什么呢？因为，正如上面所分析的，“以德报怨”使得一个人，做好事也好，做坏事也好，结果一样——道德约束力没有了。其次，从道德的角度讲，当道德要求人们对坏人“以德报怨”时，道德首先就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以德报怨”这个命题更糟糕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把“道德”当作奖品，赠送给做坏事的人了。

　　所以，“以德报怨”，看似“道德”，实际上倒是起了不道德的作用：使不道德的人可以肆无忌惮，不用担心承担什么后果。可见，提倡“以德报怨”不但不能促进道德，反而要“促退”道德。

　　记者：作为中国人，不能不赞叹我们先贤的理智、清醒、公正、全面。一个社会如何扶正祛邪，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鲍鹏山：孔子提出了“以直报怨”的观点，就是用公正来对待仇怨。即使是坏人，他也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既不特别宽恕他，更不过分报复他，让他得到他该得到的。孔子不遗余力地提倡道德，但又不是道德极端主义者。可以说，因为极端道德而惹出的世界灾难，往往反而大于不仁的人给世界带来的灾难。

　　一个人做了坏事理当受惩罚，付出代价，这样才能让人不敢做坏事；一个人做了好事理当有好报，这样才会鼓励人们做好事。社会就应当形成这样的风气和大环境。本报记者单三娅

　　（鲍鹏山为上海开放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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