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口述对话中，还有一种等待修复的现象——偏离。零度修辞是一种理想状态，即只达意，不传情，不加修饰。偏离分为正偏离与负偏离，正偏离指修饰的正向努力，负偏离指修饰不当引起的意义曲解，有语音偏离、语义偏离、篇章偏离、话题偏离等。口述历史对话中源于口误与记忆不实的负偏离会在日后的文本整理中得到部分修复。那些为了遮蔽难言之隐，故意使用的负偏离，有目的地“辞不达意”，则需要采访人在情景下进行积极读解。

　　比如，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组同事李镇谈到，他在采访中常常发现受访人跑题，过一会儿又跑题，慢慢地他琢磨出，跑题的部分恰恰是受访人憋了好多年特别想说又不便直说的话，绕着弯子要让人猜。我也不止一次碰到类似的例子，在采访S先生时，我每次问及“文革”的情况，他都说：“厂里的情况不清楚，我反正被打成“三名三高”，具体情况你去问L，你不是跟他挺熟吗？”我说等采访L时，我自然会问他，但现在想知道您的回忆。回答还是那句话——“问L”。等友谊关系慢慢建立起来，我委婉地告诉S先生，我跟L也不是那么熟，只是那天在路上碰到，他说可以顺带陪我上您家，因为他家就在您家楼上。

　　知道我和L的这层非亲密关系后，他才告诉我，“文革”时期，L很积极，参加了造反派，带头喊口号批他，所以L知道的情况一定多。“问L”有两种潜信息，一、我是“文革”的受害者，对“文革”不知情。二、L是“文革”的活跃分子，他批过我至今也没有道过歉，他应该通过采访表明自己的历史态度。

　　吴迪将口述历史分为两个文本：受访人同意公开的“显文本”与拒绝公开的“潜文本”。他认为两种文本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时间的流逝，人事的变迁，思想情感的异动，以及时政观念的更新改变”都是决定“潜”向“显”单向变化的因素。本文中所述的潜语言与主观负偏离都可以看作“潜文本”中的特殊部分，一旦时机成熟，它们将是潜文本中最早最易向“显文本”过渡的“准显文本”。

　　口述采访人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就是刻不容缓地将这部分变为“显文本”，不能消极地等待时间的流逝。

　　为此，他们要做的是：细心倾听弦外之音；仔细观察对方欲言又止的瞬间表情；积极打通信息链，通过外围探知隐情诱因；适时以合适的方式引导受访人发“隐”；不失时机地追问；适当地拉长采访周期，将采访关系建立为友谊关系；将敏感的问题留到最后。

　　三、口述与历史撰写

　　综上所述，口述由于具备对话“过去——现在——未来”的属性，成为一个多声部的、复调的、对话的史料，有力地填充了历史真空，为历史留下充满细节的朴素的记忆，并积极调动参与者与阅史者解码的想象力，唤起人们对原文本创生的欲望。

　　这些都将为历史撰写的深度开辟道路。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原始资料代表过去的声音，研究者代表现在的声音，撰史的过程就是以撰史者为代表的“现在”与以史料为代表的“过去”之间的对话。对于撰史者而言，使用口述与借助一般的独白文献不同，他可以进行“现在”与“过去——当下——未来”的双重对话，让“现在”与“过去”、“现在”与采访“当下”、“现在”与“未来”发生复杂而多向的联动。

　　口述中真实的讲述对撰史的帮助毋庸置疑，就连不真实的“伪”、“误”、“虚”、“隐”在这联动中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囿于篇幅，关于口述与历史撰写的关系笔者另择文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