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黄土高原与黄河研究

　　黄河治理是历代王朝中央政权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新成立后，在黄河治理方面虽取得重大成就，但直到20世纪70—80年代，黄河下游河道淤积问题仍非常突出，有的河段河床每年淤高达10cm。由于黄河下游的泥沙主要来自黄土高原，故“六五”期间，“黄土高原综合治理”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史地组承担其中“自然环境课题”之“历史自然灾害与人口研究”，为黄土高原研究扩展了研究视角。

　　20世纪80年代初，中科院地学部学部委员们(即后来的院士)联合向国家提出加强黄河研究的建议，后形成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由地理资源所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联合主持的重大项目“黄河流域环境变迁和水沙运行规律”研究，史地组承担其中的“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变迁”和“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两个课题的研究。前者是由时任地理资源所所长黄秉维先生提出的，他指出，长期以来，黄土高原历史植被问题一直是雾里看花。王守春开展了对黄土高原原生天然植被的性质与变迁，以及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口、土地开发对植被影响的研究；提出古代黄土高原的原生天然植被为疏林灌丛草原的论点及其变迁过程，得到学术界认可。钮仲勋则对历史时期几个时段的黄河河道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编绘了《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是迄今为止有关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最详细的一幅图。王英杰还开展了气候变化与下游河道变迁关系的研究。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黄土高原植被与人文要素变化及下游河道变迁关系的综合研究也是进行综合研究。

　　此后，王守春参加“八五”重大项目“黄河下游河道安全”课题研究[80]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新世大暖期气候环境”，从历史文献和考古文化角度对黄河流域气候环境变化展开研究。

　　2.3.3新疆与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

　　史地组还将地处边远的新疆地区作为重要研究地区，并取得丰硕成果，得到国内外关注。1979年由《人民画报》社和日本NHK联合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其中将楼兰和罗布泊考察作为一个专题，由《人民画报》陈和毅组织，是改革开放后对罗布泊军事禁区进行的首次考察。由于史地组此前对西北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在国内的影响，此次考察特请黄盛璋和王守春；还有新疆考古所以及后来由彭加木和夏训诚带领的中科院新疆分院的人员参加，组成了规模较大的综合考察队。此次考察开史地组对新疆的多次历史地理考察之先河。其后，包括对吐鲁番盆地(1979年)、环绕塔里木盆地(1981年)、塔里木盆地南缘(1982年)、塔里木河下游(1983年)等多次考察，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包括对新疆塔里木河河道变迁、罗布泊变迁、塔里木盆地环境变迁、楼兰等遗址的兴废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丝绸之路的线路及其变迁，新疆水利开发史与经济开发史等区域开发史等的研究。

　　此外，黄盛璋、钮仲勋、王守春等人还在新疆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杨逸畴、王守春参加了1992年中日联合克里雅河喀拉墩等遗址的科学考察和1994年中日联合尼雅遗址科学考察。

　　在对新疆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黄盛璋提出“绿洲学”，并为之进行不懈探索，在国内有一定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新疆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西北地区环境变迁与文明兴衰研究，尝试将自然环境变化与人文要素变化进行集成研究。

　　西部地区生态系统脆弱，在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历史上生态环境变迁也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2.4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历史地图集的编绘既是集中展示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平台，又对历史地理学科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1957年，竺可桢提出编绘《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由中科院主持。其中第4卷《历史地图集》组织全国史学界编绘，秘书处设在地理资源所，由史地组承担具体组织工作，并负责其中的历史交通、矿产等图幅的编绘。此项工作后因“文革”而搁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侯仁之主持编绘《北京历史地图集》，李宝田参与。1979年，时任中科院秘书长武衡等人向国务院提出报告，后由胡乔木及中宣部批准，《国家大地图集》于80年代重新启动。其中《历史地图集》由社会科学院负责组织和管理工作。地理资源所承担该图集中的历史气候、矿产、动物图组和交通诸图组的编绘，还与上海复旦大学合作绘制人口图组。1985年，文焕然、奚国金参加国家环境保护局主持的《自然保护地图集》编绘，文焕然承担其中《几种珍稀濒危动物古今分布变迁图》中的犀牛、扬子鳄、亚洲象历史变迁图的编绘。黄盛璋、钮仲勋参加《古代地图集》中第三册(清代)编制。

　　2.5其他领域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国家成立地方志领导小组(设在社科院)，开展全国性地方志编写工作，地理资源所是领导小组成员。在以往的地方志编写中，《地理志》部分体例极为混乱，李宝田等经过研究和广泛实践，制订出关于该志编写体例，得到全国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认可和实施。水利史研究也是史地组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钮仲勋对此有较多研究，成果累累。京杭大运河是水利史上最为辉煌的成就，长久以来备受各界关注。地理资源所对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和治理与开发亦进行了一定研究。

　　除上述工作，史地组的成员还在其他诸多领域进行不懈的探索。如黄盛璋出版文集多部，并主编《亚洲文明》，迄今已出版4辑，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古代地理文献研究也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这方面研究亦予以一定关注。在研究方法上，史地组改变了以前仅注重历史文献考据，还重视野外考察，探索使用新技术手段，包括遥感、沉积物分析等手段。如奚国金编绘的收于《陆地卫星影像地学分析图集》中的“罗布泊的变迁”、“塔里木河下游”、“大同断陷盆地”等图，就采用诸多新技术。

　　3、学科展望与机构重建

　　3.1学科展望

　　葛全胜等在《21世纪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中提出21世纪历史地理学发展的7个方面：中华文明演进的地理信息系统建设；高分辨率环境要素序列建立与时空特征分析；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适应研究与不同地域适应模型建立；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华夏故土嬗变集成研究及其图谱编制；文化的区域差异问题研究。这些思考无疑很有启发性和前瞻性，为历史地理学发展指出方向，在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得到很大反响。然而其主要是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角度出发，而且是长远目标。

　　但就近期而言，历史地理学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任务。

　　3.1.1历史地理学在学科发展方面还很不平衡

　　(1)在历史自然地理领域：在气候变化、河道与湖泊变迁、海岸线变迁，以及历史时期沙漠化等领域研究较多，而历史植被与动物地理、土壤地理，以及历史水文、历史灾害地理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尚嫌不足。特别是历史时期植被与动物地理的研究，对于当前生态建设和生态恢复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建设和生态恢复正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历史地理学更应积极投入其中做出贡献。此外，随着考古学研究不断有新的发现，特别是新石器考古研究和文明探源研究的进行，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许多研究材料，如在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动物和植物遗存的发现，为动物地理和植物地理研究提供宝贵资料，使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时段大大向上延伸。即使在已有较多研究的历史气候领域，随着当前全球变化研究的深入，也给历史气候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历史时期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历史时期碳收支的估算等的研究等，成为当前学科前沿研究课题。

　　(2)在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对历史时期的都城研究较多，而对一般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和城市群的历史地理研究相对较弱。已有的城市地理研究，多侧重于城市起源和发展与环境及水资源的关系研究以及城市的空间格局变化的研究，而城市人文和城市社会地理研究相对较薄弱。

　　(3)在历史区域地理领域，存在较大的不平衡。经济相对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相对较多，而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研究则相对较弱，因此，黄盛璋先生等提出“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特别是大量有关边界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应予以总结和正式出版。此外，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包括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影响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

　　3.1.2历史地理文献仍将是历史地理研究重要内容古代保存下来丰富的地理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早在20世纪50年代侯仁之先生主编了《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部，并计划陆续出版第二、三部，但后来未能继续。陈桥驿先生对《水经注》的研究，是对古代地理著作研究的典范。此外，国内学者还有对《山海经》以及其他古代地理文献进行研究的。但古代地理著作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深入。

　　3.1.3历史地图集的编制，是推动和总结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途径

　　省级历史地图集及某些重要历史名城地图集，特别是全国历史专题地图的编制，将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任务。

　　3.1.4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有待探索和发展

　　一方面，传统的文献史料的发掘与考证和野外考察仍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方法，同时，还应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武装历史地理学，开展以下诸方面的研究：探索从定性到定量研究的途径；加强新技术，特别是3S技术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应用；开展历史地理数据库建设，特别是历史文献中各类数据的整理、挖掘、融合与集成工作，为未来历史地理研究奠定基础；开展历史地理环境的虚拟反演与动态模拟，特别是开展历史地理的时空数据模型的设计，包括空间尺度与时间尺度确定、时空不确定性的研究等。

　　总之，历史地理学仍将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广阔的研究领域。特别是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将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开拓新的视角，并最终进行历史时期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的集成研究和综合研究。

　　3.2重建历史地理研究机构的必要性

　　2000年，由于学科调整，历史地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建制在地理资源所被取消。对此，国内历史地理学界深表可惜，有的学者在不同场合向地理资源所领导建议恢复其独立的学科建制，希望在全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还有以下一些理由值得重视：

　　(1)历史地理学有自己的研究时段和研究内容，是地理学中不可替代的学科。虽然古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在研究时段上可能有一定的重叠，但历史地理学有自己的特定研究时段，而且二者在研究手段和研究内容上有很大不同，因此历史地理学是不可被取代的。历史地理学是作为地理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历史地理学是具有特色的学科。由于中华文明连续不断，有5000多年以上的文明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在3000年以上，而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少在8000多年以前。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深受国外学者重视，许多研究成果被国外学者广泛引用以及被研究机构及图书馆收藏，我们自己不能妄自菲薄，将历史地理学冷落甚至取消。

　　(3)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有丰富的可供历史地理研究的史料，但迄今被发掘和利用的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还有大量史料有待发掘和利用。而对史料的发掘和利用来进行地理学的研究，非历史地理学科莫属。

　　(4)原史地组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在国内历史地理学界独树一帜。尽管现在国内设有历史地理研究机构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有10多所，但多侧重于历史人文地理或历史区域地理，而原史地组在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等方面则更有优势。

　　(5)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更需要大力扶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既需要深厚的自然地理基础，还需要深厚的历史学，特别是历史文献的基础，但国内外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多是历史学出身，自然地理基础较深厚的人才相对较少。已故谭其骧先生曾就一些历史地理研究出现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最近一二十年看到一些论著，往往免不了有这两方面的缺点。有的地理学家不重视资料工作，不是误用了第二手的或错误的资料，就是对资料作了不正确的理解，或者把最重要的时间、地点搞错了。尽管他们运用的理论和手段是先进的，所得出的结论和找到的‘规律’却根本靠不住。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在文献资料上尽了很大的努力，却不会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只能作些简单的归纳和排比；或者不懂科学原理，使不少有可能取得的成果失之交臂。还应该指出，由于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既缺乏现成的经验，又没有捷径可走，取得的成果也不一定能在短期内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和肯定，所以具备了这两方面条件的学者而又愿意选择这一研究方向的，更是屈指可数了。……(需要)能够熟练运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手段，而且具有坚实的历史文献学基础；又能够对文献资料作精确的考证和深入的发掘，善于通过多学科的比较和实地考察来加以验证……又决心为这门学科献身的学者。”地理资源所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优势，应担负起历史责任。

　　那些曾为历史地理学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前辈学者多渐行渐远；在世者虽老骥伏枥，但只能各自为政，尤其是待遇、科研经费、精力等必然影响研究效果。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曾经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今天，我们正面临国家各项事业，包括科学研究大发展的新时代，在这样大好形势下，我们没有理由再让历史地理学研究出现新的断层。只有设立实际上的国家级研究中心机构，才有利于组合优势研究力量进行基础建设，规划中长期目标，承接重大科研项目、课题，培育专业人才。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处在地理学学术研究中心，国内外学者对地理资源所历史地理学寄予很大期待。当前，全球变化和生态建设等受到普遍重视，为历史地理学研究展现了有利机遇。地理资源所应抓住这一机遇，让历史地理学为地理学大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和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