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运动水平才有资格参加体育比赛,道德水平的高低与选手的参赛资格没有关系。就拿田径比赛来讲,无论奥运会还是世锦赛,获得金牌的永远是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选手,参赛选手的道德情操再高尚,也难以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比赛差距,运动员的才能才是能否当冠军的标准。当然,奥林匹克在注重运动员才能的同时,也没有忽视道德的重要性,在奥林匹克的岁月长河中,不乏运动员以高尚道德情操赢得人们肯定与尊重的例子。1968年,阿赫瓦里作为坦桑尼亚选手参加了墨西哥城奥运会,不幸的是,他在马拉松比赛中腿部受伤,怀着对祖国的爱意与对奥林匹克的尊敬,即使伤腿还流着血,他依然一瘸一拐地坚持完成了比赛,虽然是最后一个人跨过终点线,尽管此时离枪响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但数万观众全场起立,通过经久不息的掌声毫不吝啬地向这位勇士表达了他们最崇高的敬意[9]。被当做楷模与榜样的运动员不仅有一流的技术,而且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
中国体育文化现阶段在德与才之间选择能力为本,倡导才德兼备。我国举办的各级别体育赛事,排名的先后都是由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决定的,每项赛事都会设立道德风尚奖,以才为本,以德辅之。无论是容国团还是庄则栋,都是凭借高超的技艺得到国人的认可,然后再凭借高尚的道德品质与情操成为大众偶像[10]。目前国内体育奖项的最高荣誉“体坛风云人物”的评选,入围的都是在体育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参评标准首先看的是否具有出色的运动成绩,然后再考虑道德因素。才在前,德在后。才德兼备的运动员才能获得”体坛风云人物”的称号,由此可见,当下中国体育文化是以才为价值评价的首要标准。
2.3中国体育文化价值实现手段的选择
价值的实现手段是由主体的人创造和选择的,选择不同的手段会产生不同的价值效果。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传统文化与宗林匹克文化为了实现各自的价值,都选择了与自身主体相适应的客体手段。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导,农业文明无论是与同时代的游牧文明还是与后来的工业文明相比,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农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必须依赖土地才能生产和发展。牧民可以随着季节的更替与水槽的肥美而不断迁徙,工厂可以根据所需资源的远近择地建厂[11]。而种庄稼的农民则不然,他们一辈子都得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很少迁徙与变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把人们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变相地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人与人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环境变得封闭与保守。在此环境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往往选择有利于个体单打独斗的、封闭的价值实现手段。
古代的围棋、射箭、藏钩、陆搏、双陆、骨牌、樗蒲、投壶、击壤等运动项目,都是个体与个体之间进行单独较量。奥林匹克文化是在古希腊体育文化的基础上,经过工业文明的洗礼逐渐成型的,在工业社会,机器代替了手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技术要求越来越精湛,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个体技术在高超也难以胜任甚至完成复杂的生产任务,工人与工人之间通过分工合作、交流沟通与共同参与,才能完成专业化的生产要求[12]。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开放与合作的社会背景,在开放与合作中产生的奥林匹克文化也选择交流合作与开放互惠的价值实现手段。这一点在古罗马人喜爱的角斗表演上最能体现,角斗士分成两进行厮杀,每一组中谁负责掩护,谁负责进攻,谁负责诱敌,分工都很明确。以一方将另一方斩尽杀绝为结束,这就要求角斗士要互相合作,彼此配合。
中国体育文化在封闭与开放之间选择的是后者。近现代中国吃够了闭关锁国的苦头,古代的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缺少交流与开放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大势。近现代的中国人为封闭与保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次次用伤痕累累的疤痕提醒着中国要开放,要交流[13]。中国的体育文化毫不犹豫的选择广泛参与、开放合作的价值实现手段。即使在冷战时期,中国也导演了“乒乓外交”的好戏。随着中国体育成绩与体育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运动员与教练走出国门,中国籍的乒乓球教练几乎统治了世界各个国家的乒乓球队,各个国家的跳水与排球对也对中国的教练情有独钟。与此相得益彰的是,中国的曲棍球、网球、足球、篮球以及冰雪运动等项目,也在世界各国外籍教练的指导下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中国体育文化选择交流与开放的手段正在为自身与世界创造着越来越多的价值。
2.4中国体育文化价值保障方式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