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文主义为近代科学的诞生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对于学术进步而言,自由平等地争鸣、质疑、批判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不同理论和学说的自由平等争鸣,可以导致学术上的“优胜劣汰”。而且,不同理论、不同学说之间的相互争论很容易揭示出双方的漏洞和错误,从而非常有利于各自理论和学说的修正、完善和发展。相反,如果某一时期只准一种理论或一种学说存在,不准其他理论和学说与之争鸣,那么这无疑将严重阻碍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各学科领域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思想,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西方国家能够自由平等地相互争论,能够自由地提出个人的学术观点,自由地发表言论。或者说西方国家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术氛围促进了学术的发展。英国经济学家J·S·穆勒就此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加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要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了一切,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是它为了机器更加顺利的工作而加以扼杀的。”[4]163
为什么西方国家近代以来在学术上能够自由平等地提出各自的学术观点,能够自由平等地争鸣呢?这又不得不归功于人文主义的影响。正如布洛克所指出:“在这个新世界里,到哪里去找人文主义传统呢?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自由主义在创造这个新世界时所起的关键性作用。”[4]174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从文艺复兴运动后到20世纪的几百年时间里,尽管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贯的,这就是“自由主义”。从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自由主义既是人文主义的一贯传统,也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因而对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最直接、最明显、最重要。这些影响几乎涉及政治、经济、教育、艺术甚至宗教等各个领域。
在学术上,自由主义使每一个人不仅能够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且能够对任何权威发出挑战;使不同学派、不同理论、不同学说、不同观点能够平等地共存和相互争论。从科学史看,世界近代科学中心的转移与有关国家的自由、开放的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例如,世界第一个科学中心是意大利,维持的时间是1540—1610年。其原因显然是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人文主义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时自由探索之风席卷全国,尤以佛罗伦萨为甚。而达·芬奇、伽利略两位科学巨匠恰恰就是佛罗伦萨人。
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过程和原因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开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是促进科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传统所结出的果实。所以说,人文主义通过自由主义为促进近代科学的诞生作出了直接贡献。
四、人文主义促进了科学方法论的诞生
近代科学主要诞生于文艺复兴运动后的意大利,其奠基人是达·芬奇、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按照今天的眼光看,说达·芬奇、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创立了近代科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就,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创立了用适当的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从而为更有效地探索自然界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科学研究主要依赖两种方法:观察实验方法和逻辑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因为数学本质上也是逻辑),前者是获取经验材料或科学事实和进行科学检验的方法,后者是整理科学事实并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在欧洲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一统天下,除了与之相适应的那种抽象、空洞、思辨、脱离实际的繁琐论证方法外,实际的观察实验方法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运用和发展。在欧洲中世纪漫长的近一千年时间里,科学之所以没有得到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科学方法上的缺陷。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对人的价值的颂扬使人们越来越坚信人的潜能的无限作用和人的伟大。人的伟大就在于人能够思维,具有理智,因而能够进行各种创造活动,包括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活动。而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方法也同样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诞生的:先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经验方法,后来是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数学方法)的结合。
对近代科学诞生作出早期贡献的人文主义者达·芬奇指出:“科学如果不是从实验中产生并以一种清晰实验结束,便是毫无用处的,充满谬误的,因为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2]165另一位对近代科学的诞生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是开普勒,他热衷于用数学方法来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开普勒深信上帝是依照完美的数的原则创造世界的,所以根本性的数学谐和,即所谓天体的音乐,乃是行星运动的真实的可以发现的原因。”[2]193开普勒运用数学方法对他的老师第谷留给他的大量天文观察资料进行了精确的分析研究,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后来,伟大的近代科学奠基人伽利略把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近代科学彻底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更重要的是,伽利略为后来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关于这一点,与伽利略同时代人培根指出:“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他们只是收集起来使用。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但是蜜蜂则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他从花园和田野里面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真正的哲学工作者也正像这样。因为它既不只是或不主要是依靠心智的力量,但它也不是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中把材料收集起来,并且照原来的样子把它整个保存在记忆中。”[5]培根所说的进行科学研究所必须采取的蜜蜂的方法,实质就是指既要运用观察和实验方法收集经验材料,又要运用逻辑或数学方法对收集到的经验材料进行整理加工。科学史家丹皮尔也明确指出:“经院哲学不但过时而且陈腐了,哲学思想界正在震动,期待着变化,就在这时,培根指出了一条更广泛地更正确地认识自然界的大致上正确的康庄大道。”[2]192在这里,丹皮尔所说的培根所指出的正确认识自然界的正确道路显然就是指实验方法和逻辑、数学方法的结合。
因此我们说,近代科学的诞生应当归功于科学方法的创新和革命,而这些新的科学方法的创立则是人文主义的伟大功绩。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归功于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深入人心,归功于人文主义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解放。值得指出的是,人文主义对后来西方科学的发展同样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很显然,这对我们促进科学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丹皮尔.科学史[M].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3]罗素.西方的智慧[M].崔权醴,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362.
[4]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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