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姆与喇嘛》中吉姆看吉卜林的英印融合愿景

　　摘要：《吉姆与喇嘛》是吉卜林迁居美国后发表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讲述了英属殖民印度大背景下，一个白人孩子寻求自我的历程。吉登斯对自我认同问题的研究对小说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试从此理论的角度出发，分别从“英国人”吉姆、“印度人”吉姆以及“混血儿”吉姆三个身份进行分析。从中可以对吉卜林的英印融合愿景试做解读。
　　关键词：吉卜林；《吉姆与喇嘛》；自我认同；身份；英印融合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是英国20世纪著名小说家，诗人也是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对印度的关心可以从多部小说中发现，《吉姆与喇嘛》也不例外。
　　小说《吉姆与喇嘛》发表与1901年。主人公吉姆是英军驻印度的一个爱尔兰军团士兵的孤儿。一位西藏喇嘛为了寻找一条能够洗涤人生罪过的圣河，来到拉合尔。吉姆被喇嘛充满神秘与冒险色彩的生活所吸引，主动要求做喇嘛的徒弟。小说以吉姆与喇嘛的朝圣为线索，向读者呈现出了印度人民生活的繁复以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关系的微妙。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通过向内用力，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他认为身体是一种客体，尊严感和自豪感对自我认同的叙事完整性和价值充满信心。基于对“自我认同”的理解，结合小说文本，本文将从“英国身份”“印度身份”和“英印融合”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印度皮肤下的英国血液
　　小说以19世纪末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为背景，讲述了自幼流浪在拉合尔街头的孤儿吉姆的冒险故事。作者在小说最开始就交代了吉姆的身份，“尽管由于太阳的曝晒，他的皮肤像当地人一样黑；尽管他更喜欢说土语，说起母语来却磕磕绊绊；尽管他与那些常在市井玩耍的小男孩们完全平等相处，但吉姆毕竟是白人，是最穷的百人中的一员。”[1]吉登斯认为自我是由肉体体现的。自我是感受对身体的轮廓和特性的觉知，是对世界的创造性探索的真正的起源，因为自我是自我价值的承担着，而身体则是维持连贯自我认同的基本途径。尽管他生活得与当地的小孩一样，但抚养他的姨妈却“眼里噙着泪水，坚持要他像欧洲人一样着装，穿长裤和衬衫，外加一顶破
　　帽子。”[2]
　　从小流浪拉合尔街头的吉姆早已被卷入了“大游戏”之中，而他正式成为“大游戏”中的一员发生在 “朝圣”的途中。从19世纪开始，英俄两国在印度北都、阿富汗直至西藏一线的帕米尔——喜马拉雅山区展开的旨在争夺南亚大陆控制权的长期角力。吉姆在陪伴喇嘛寻找箭河的途中，偶遇他父亲以前效力的爱尔兰军队，他被收留并被迫送往学校。实际上是在将吉姆培养成一个间谍来效力与“大游戏”。一方面吉姆是一个白人，他被认为应属于“大游戏”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他对印度的很熟悉，可以利用他的优势获得、传达有效的信息，而且，他又是个孩子，更能够不引起注意地自由行动。
　　吉卜林在小说中这样写道：“但在这其间，他会以洋人的应有的形象出现，毕竟他本身就是个白人。”[3]此时此刻，他意识到，他的身份就是一个白人。否则，他也不会被选中、收留、培养。
　　二、英国躯干中的印度灵魂
　　吉姆出生在印度，成长在印度。印度这块土地哺乳了他，而在一定意义上，印度对他而言是一个根植于脑海里的家乡的形象。因为，他的体内有着一个印度人的灵魂。
　　对小说主人公吉姆的印度人身份的定位源于他与印度风土的熟悉以及与印度人情的和谐相处。特别是西藏喇嘛的出现更是加深了吉姆身上印度人的印记。“他的腰带上挂着一只铁质的透雕笔盒，项上戴着一串圣者常戴的木念珠，头上戴一顶硕大的圆扁帽。”[4]这位老者几乎具备了人类所有优秀的品质：诚实、虔诚、善良、睿智、待人平等、与人为善。他的单纯与小吉姆的世故圆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吉姆作为印度人的另一个体现是他在当地人心中的形象——“世人之友” [5]。艾伦·麦克法兰曾说过：“所谓的‘我们’和‘他们’，一般情况下是指亲属团体或中性团体与他人的区别。”[6]在英属印度，“我们”与“他们”也有着不同的指代，而吉姆正是打破这个划分、能够自如地在两种身份中转化的这么一个角色。吉登斯认为尊严感和自我感则对自我认同的叙事完整性和价值充满信心。这是因为，自豪感根植于社会联结，它持续地收到他人的反应的冲击。吉姆作为一个出生在印度的孤儿，他穿印度人的衣服，用印度人的方式生活思考，就连语言也是印度土语更为流利。他能在穷苦的印度人民中感受到
　　快乐。
　　以当地人的方式抚养长大的吉姆早以将印度的点滴融入他的身体之中。印度人民对这个有着白人身体的男孩的包容滋养了他的灵魂。他注定将成为印度人民的一份子。
　　三、混血儿身体中的灵肉融合
　　作为一个有着英国人身体，确实印度灵魂的男孩，随着年龄与社会经历地增长，他对自己身份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在文中的体现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发生在吉姆离开喇嘛，去圣查维尔学校上学的旅途中。“……我是洋大人啊……不，我是吉姆。在这个广阔的大世界中，我只不过是吉姆。吉姆是谁？” [7]现在他发现自己虽然是个白人，可是不能流利地说英语；坐在二等车厢，可是却感受不到三等车厢与穷苦的印度人民挤火车的自在。理想的自我是自我认同的核心部分，因为它塑造了使“自我认同”的叙事得以控制的理想抱负的表达渠道，而此时的吉姆几乎不知道自己是谁。第二次对身份产生苦恼是在完成学业后找喇嘛的途中。“现在我独自一人——孤苦伶仃……吉姆——吉姆——吉姆是谁？”[8]第三次是在吉姆完成在“大游戏”中接到的任务，将从俄国人那里得到的重要情报交给巴布之后。“我是吉姆。我是吉姆。吉姆又是什么？”[9]那疲劳、重负已经超过了他的年龄。身体的痛苦与心灵的纠结使他迷茫。他仍旧在
　　徘徊。
　　在小说的最后，师徒二人找到了传说中能洗涤灵魂的圣河。至此，吉姆的灵魂已被圣河洗濯。他已不再是那个纠结于自己是谁的孩子。因为，这两个身份已经在朝圣之后相互融合，成为一体。这也是吉卜林在《吉姆与喇嘛》这个最后一部以印度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所要表达的心愿。
　　四、结语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总是把吉卜林与“帝国主义”四个字；联系在一起。出生在帝国统治的时代不是吉卜林自己的选择。他对印度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之后在英国接受的教育对他之后的生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参照小说中吉姆的角色，吉卜林自身的经历与主人公有几分相似之处。同样都是有着两种文化认识的人，同样都曾在两种文化中挣扎过。
　　《吉姆与喇嘛》这部小说在吉卜林的笔下显得格外温情。吉卜林将自己对印度的感情蕴藏在小说中，将自己英印融合的美好愿景寄托吉姆身上。小说最后吉姆陪同喇嘛找到圣河，完成朝圣，实际上也表明了吉卜林的心愿在小说世界中的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2][3][4][5][7][8][9]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吉姆和喇嘛》，狄晓谕、张伟红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第3页，第110页，第4页，第3页，第137-138页，第217页，第330页。
　　[6] 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译，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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