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后,当白话文表述的局限性日益显露,即有诗人在探讨诗歌写作时反思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母语的绝然态度。也有研究者批评了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对语言文字的简单化处理。他们在叹息语言“历史赓续性”的破坏给后世创作留下深深遗憾的同时,或在做着回归古典话语的尝试,或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拓展现代文学的研究视域。让人遗憾的是,林纾诸多蕴结现代意识的观念停留在潜思维层面,未能系统化的提炼、集成化的组织。对待语言的认识同样如此,他无法在理论层面对自我选择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只能无奈地寄希望于历史的远距离观望,“吾辈已老,不能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他见出了文化前行的某种理性选择,但态度又是游移的,而只是将其归结为“嗜古”之“痼疾”。事实上,林纾的文化思想处于扬弃与调整的状态,是相对开放的,并具有吸纳、转化的能力,但是其转化的速度赶不上外部压力的骤增,这就让他与现实隔膜,也造成了与他人、时代紧张和冲突的加剧。 三、结语:林纾之于当今及未来 纵观世界翻译史,近似“林译小说”的文本呈现模式层出迭见,它们在文化转型的节点上厥功至伟,而此现象在中国文化史上亦不乏先例,从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已然证明了这一点,“佛教进入中国之初,一开始就是用道家的概念。……从大处着眼,佛经的翻译就是汉文化在特定历史时间的一种意识形态选择。”其实,翻译总是在诠释自我中铺衍的。作为固定、制衡译文系统基准的意识形态与传统诗学必然要求对外来者进行调适、改造。译本的内容与语言形式是否契合当时的社会语境,决定了译本的可接受性,也决定了译本的影响力。 从诸多作家、学者的回忆来看,“林译小说”完成了启迪民智、陶铸国民的文化使命,但是它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在如今这样一个传统陷落、断裂的时代它仍然具有指向性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倘就纯翻译的观点来看,任何人都可以指出‘林译小说’的诸多缺陷……问题在于,‘林译小说’的价值如何并非由此确立,他的真正意义不在翻译本身,而在于通过翻译开启了民智并在文化建设上作出了贡献。当人们还未认识外国文学的真实形态时,是林纾首先开拓了国人的视野。他不仅为其后大规模的输入欧西文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且使一个民族开始了寻找自身文化定位的历程。”对中国人而言,寻找自身文化定位的历程远未终结,我们还在路上。为免彷徨于歧路,回溯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起点尤为必要,这时我们会惕然惊醒,原来曾有一位先行者给予了我们指示与导引,只是我们熟视无睹罢了。让人欣慰的是,出版界与学术界已经逐渐认识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出版和撰写下批与林纾有关的书籍,如在2012年,亿部文化有限公司、知识产权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技击余闻》、《林纾笔记及其选评两种》、《近代名人文库精粹:林纾、左宗棠》、《文化语境中的林纾翻译》(高万隆著)、《顽固非尽守旧也:晚年林纾的困惑与坚守》(张俊才著)。2013年上半年,漓江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又出版了《畏庐琐记》、《林纾译著经典》(4册,珍藏版)、《巴黎茶花女遗事》(繁体版、简体版)。这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首次对与林纾相关的著作进行如此密集的刊行。此外,近十年来,以林纾及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硕士论文也超过120种。这些现象反映出我们已经基本能够以多元的姿态来反思近现代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对自由地回到原生态的历史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