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通过市场机制和制度创新，发现环境资本的价值，基于环境资本构筑新的低碳经济增长模式，使环境资本由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转化为内生因素，以此内部化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负外部性已经成为必然选择。在此，市场机制和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基于环境资本和负外部性的金融创新，即由政府界定环境资源的初始产权并建立环境能源交易市场，引导企业在清洁发展机制的基础上进行环境资源（以碳排放权为代表）交易，大力发展环境金融或碳金融。

　　[关键词]环境资本；负外部性；碳金融；金融创新；碳排放权交易；低碳经济

　　一、低碳经济：从环境资源到环境资本

　　低碳经济在全球兴起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重要性和稀缺性日益凸显的环境资源不仅上升为环境资本（EnvironmentalCapital），甚至已经演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本（唐跃军，2002）。然而，在传统经济学中，环境一直以来都是经济的外生变量，只是作为“自然要素”存在，与经济并无多大关系。所有的环境问题，只是作为经济增长的外部性来研究，并没有将环境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更没有把环境作为资本看待。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资本开始逐步出现在英文文献中，但最初只是作为会计的一个指标，用来从国家层面来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Hartwick（1990）基于资本存量和环境存量的关系，注意到环境的资本属性，进而讨论了这项原则在现实会计中的应用。而后Hartwick（1991）建立了将环境资本作为一个可被浪费的（Wastable）资源理论模型，论证过度使用环境资本将浪费环境资本。Choi（1994）则基于产出和环境资本的关系，引入持续增长的概念，建立了一个绿色GNP模型。Aronsson&L觟fgren（1999）分析了排污所征的庇古税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衡量环境资本的损失在国家账户里所代表的价值。Thampapillai&Uhlin（1997）基于环境会计的理念，利用1950—1986年美国宏观经济和环境数据，研究了美国对环境资本的利用效率。

　　Thamnapillai&Thangavelu（2004）进而将环境资本作为稀缺资源，建立了统一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并根据澳大利亚的数据对环境资本进行了定价。

　　Epstein&Roy（1997）开始将环境资本概念引入到企业层面，认为在将环境作为资本进行综合考虑的情况下，投资决策将不同于以往只考虑财务资本的情况。Epstein&Roy（1997）描述现存的投资决策模式之后，提出了最优模式以及如何将未来的环境成本收益进行综合考虑以提高管理决策的方式。Azqueta&Sotelsek（2007）则讨论了对自然环境的估价，指出有两个原因使得对环境的估价非常重要，一是由于考虑到发展的可持续性，环境资本的变化和消耗必须考虑其折旧和贬值；二是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对环境的估价一直可能都在变化。这两点都表明环境资本的价值不稳定，因而对于企业的发展可能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越来越多的公众也认识到了环境资本所蕴含的价值，有研究表明，投资者倾向于根据企业的环保表现来调整对公司未来经济表现的估值。Clarksonetal.（2004）基于造纸行业的数据，发现市场对低污染企业的环保投入有相应的估值增量，但对于高污染的环保投入反应冷淡；投资者似乎倾向于利用企业的环保表现来对公司未注册的环保负债进行估价。可以认为，企业较好的环保表现代表着较高的市场价值。Halkos&Sepetis（2007）基于希腊上市公司的数据同样发现，公司提高环保系统及环保表现的水平有助于公司降低非系统风险。这意味着，投资者关注企业是否能够充分利用环境资本，而其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环保投入是公司环境资本利用程度的重要表征。

　　显然，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资源已经或正在上升为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本要素（唐跃军，2002），虽然我们目前仍处于知识经济时代（或后工业时代），但“低碳经济”的兴起已经使得环境资本浮出水面，并且环境资本将逐步演化为未来新经济形态下至为重要的战略资本。

　　二、外部性、负外部性与政策选择

　　1.外部性与负外部性

　　在Marshall（1890）第一次提及“ExternalEconomy”之前，Sidgwick（1887）就已经注意到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的不一致问题，并以建造灯塔为例来说明这种不一致，同时提出需要政府进行干涉。基于Sidgwick（1887）和Marshall（1890）所做的开创性研究，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1920）以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等概念，建立了静态技术外部性理论的基本框架。庇古（1920）认为，由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中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可以形成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的。在灯塔、交通、污染等例子中都可以看到经济活动对其他人的影响，即外部性。与Sidgwick（1887）类似，Pigou（1920）认为要依靠政府征税或补贴来解决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外部性问题。Viner（1931）区分了货币外部性（PecuniaryExternality）和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Externality）①，同时指出货币性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均可能表现为正外部性（PositiveExternality）和负外部性（NegativeExternality）两种类型。

　　Meade（1952）构建了外部性的规范表示。Scitovsky（1954）着重分析了金钱外部性。Bator（1958）进一步提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第一次在完美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中规范地讨论外部性问题，完整地给出了外部性的新古典表述。

　　简而言之，外部性指个人或企业不必完全承担其决策成本或不能充分享有其决策成效（Benefit），即成本或收益不能完全内生化的情形。由于外部性并不是在有关各方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换中发生的，因此其影响是外在的。如果给他人带来的是福利损失（成本），可称之为负外部性；反货币外部性是指生产者彼此之间通过市场所产生的外部性，技术外部性是指纯粹由技术或其他方面的关系而不是由市场机能所产生的外部性。前者强调价格体系（市场）的相互依赖，后者强调生产函数（技术）上的相互依赖。不过两者有时候也可以相互包容到一起，并不一定相互矛盾。

　　目前，中国针对环境相关的负外部性问题所实行的是排污收费制度。但是，不仅排放标准并非一定是帕累托最优，而且收费比率也不是以边际收益与边际损失之间均衡作为依据的（当然这些可能根本无法计算）。可以发现，政府主导的政策措施虽然便于强制推动、迅速见效，但是由于政府不可能拥有市场与企业的完备信息，无法准确计算污染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以及污染的均衡价格，因而帕累托最优限额和税收都不可能达到，而且用于执行政府管制（限额政策）、税收与补贴政策的行政体系本身也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包括可能产生的寻租与腐败）。实际上，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完全可以经济、有效地将外部性内部化。在只牵涉到少量经济主体的情境下，可以通过纵向一体化来消除外部性；而在牵涉到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等具有广泛影响的外部性问题时，“纵向一体化”类似的思路尚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有鉴于此，Meade（1952）创造性地指出，外部性导致市场损失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市场来交换制造外部性的权利。Meade（1952）认为，如果企业间能够交易（或者政府拍卖）代表污染权利的权证，则相关的外部性将不复存在。Coase（1960）的经典论文发表后，依靠政府干预来消除外部性的思路进一步受到质疑。Coase（1960）认为，只要污染的产权清晰，通过之，如果给他人带来的是福利增加（收益），则可称为正外部性（Viner，1931）。

　　2.政策选择与市场机制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