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实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往往导 致上诉三种效应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依次变更。资源 禀赋、就业要求、贸易政策、环境规制等因素都会在 一定程度上作用于这三种效应而影响两者曲线关系 的形状。例如，我国一些地区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 的最初几年里，单纯注重出口数量，忽视环境保护， 再加上大量集中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FDI资金被引 入，导致我国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工业污染量迅速 上升。以人均SO,排放量和人均GDP的曲线关系 为例，高工业化高收入组、高工业化低收入组和低工 业化低收入组在该历史阶段追求工业规模的扩大， 普遍排放了大量的SO2,形成了上升的曲线关系。 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各项环境规制政策的出台 和实施，高工业化高收入组和高工业化低收入组的 部分省份在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作用下，顺利突 破了 ‘‘拐点”实现了“双赢”但低工业化低收入组 因为工业化比重本身较低，该组的许多省份仍在追 求工业比重的进一步提高，对各项环境规制政策的 实施力度不强，污染物在短期内依然呈现继续上升 趋势，未来的趋势如何还有待于该组的未来经济走 向。作为低工业化高收入组唯一成员的北京，它的 工业化比重基本处于逐步降低态势，由1991年的 0.43降至2008年的0.21,已经迈进了清洁的服务 型经济阶段，所以该组的人均SO,排放量随着人均 GDP的增长单调递减。而综合考虑所有省份的全 国数据则显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曲线关 系。相比较而言，分组后的拟合曲线比全国拟合曲 线更能准确地描述我国各地区人均SO,排放量和人 均GDP增长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比了全国和四个分组分别在人均SO,、 固体废弃物、废水和人均GDP的曲线关系。发现全 国和四个分组在三种废弃物EKC曲线关系中所处 位置有所差异。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曲线的形状 上，如全国组在三种废弃物的曲线关系上，在曲线走 势上差异较大，但最终都趋于下降态势；这种差异性 还体现在曲线的高低位置上，高工业化高收入组的 人均SO,和废水的EKC曲线位置处于各自图表中 的较高位置，但固体废弃物的EKC曲线位置和表3 中其他分组相比很低，这是因为该组省份的工业普 遍集中于SO,和废水排放密集型产业，较少分布于 固体废弃物排放密集型产业；而高工业化低收入组、 低工业化高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三种污染 物曲线图中的相对位置的差异没有高工业化高收入 组那么大，表明这三组中的省份在不同污染物密集 型产业中的分布差距相对较小。

　　同时，我们还考察了全国和各组的变截距效应。 发现各个省份的固定效应有所不同，这是由于各省 份工业化比重和工业部门倚重的不同等因素引致。 相对而言，一个省份的工业化比重越高，人均GDP 增长由工业增长引致的比重就相对越大，那么就不 可避免地会导致这些省份在相同收入时具备更高的 截距项，即其固定效应值相对较高。而同时，不同省 份对具体工业部门的不同选择也会影响这一固定效 应的具体值，倾向于发展SO,排放密集型产业的省 份，其在对应的拟合结果中就相对拥有较大的固定 效应。

　　四、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1991 -,008年31个省份的面板 数据，研究了三种废弃物人均排放量与人均GDP之 间的关系。考虑到EKC ‘‘同质”假设可能会影响经 验分析的可靠性，本文基于工业化程度和人均收入 水平将中国31个省份分成四组：高工业化高收入 组、高工业化低收入组、低工业化高收入组和低工业 化低收入组，从而更为准确地描述环境污染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多种表 现形态，这主要取决于地区和污染指标的选取。基 于全国的数据，人均SO,、固体废弃物和废水排放量 与人均GDP之间分别具备倒“U ”型、倒“N ”型和 “N”型关系；处于高工业化高收入组中的省份，三种 污染物与人均GDP之间则分别呈现倒“U ”型、单调 递减和倒“U”型关系；处于高工业化低收入组中的 省份，三种污染物与人均GDP之间则分别呈现倒 “U”型、单调递减和倒“N”型关系；低工业化高收入 省份的三种污染物和人均GDP分别呈现单调递减、 倒“ N ”型和“ N ”型关系；至于低工业化低收入地区， 则分别呈现“U”型“N”型和“U”型曲线关系。可 以发现，曲线的差别性不仅体现在不同污染物上，不 同组之间及和全国之间也具有较大差异，这说明基 于工业化程度和收入的不同进行分组是十分有必要 的。

　　第二，全国和不同“组别”的当前经济水平给不 同污染物带来的内生性影响是不同的。在拟合出环 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曲线关系后，我们进一步考察 了当前的经济水平和曲线拐点的大小，以此确定不 同污染物和经济增长之间处于“两难”还是“双赢” 的格局。我们发现：全国组中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 之外的8个省份正处于SO,减排和经济增长的 ‘‘两难”之中；全国组中的所有省份在固体废弃物减 排和经济增长之间已经实现“双赢”该组的18个 省份在废水减排和经济增长之间实现了“双赢”其 中有15个省份和3个省份分别处于一次下降和二 次下降阶段，剩余的13个省份尚处于废水减排和经 济增长的‘‘两难”之中。分组检验中，高工业化高收 入组和高工业化低收入组的全部或大部分省份在固 体废弃物和废水减排上与经济增长实现了“双赢” 但在SO2指标上大多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上 升阶段；低工业化低收入组的省份在SO2和固体废 弃物指标上已经实现了 “双赢”虽然在废水指标上 处于‘‘两难”但由于‘‘二次上升”处的数据较少，未 来的长期发展趋势是否会一直处于废水减排和经济 增长的‘‘两难”尚不能十分确定；低工业化低收入组 的大部分省份在S〇2和废水指标上正处于减排和经 济增长的“两难”之中，虽然在固体废弃物指标上， 大部分省份尚处于‘‘双赢”之中，但曲线显示其未来 发展趋势将会是‘‘两难”因此，相对而言，我国在 S〇2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高工业化高收入组、 高工业化低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固体废 弃物减排上的难度则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低收入 组；至于废水减排上，难度主要是低工业化高收入组 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

　　基于以上分析，得出以下政策含义：①政府应当 进一步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对不同地区有针对地采 取烫平原则、提前原则和急转原则，刺激企业进行技 术创新，实现波特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促进生 产率和经济增长；②优化环境规制形式，Sartzetakis 和Constantatos ( 1995 ) Q6]认为环境规制效果的好 坏，既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也取决于环境规制形 式，合适的环境规制形式应能赋予企业充分的减污 选择空间并应能起到持续的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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