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网络实名制在推行过程中引发了各方议论。这些议论背后，实质上是涉及多方的政治诉求，也隐藏着建构我国公共领域的风险。以网络实名制为切入点，梳理中国近年来实名制政策的变迁历程；以政府、公众和网络运营商三方为分析视角，探讨各自背后的利益诉求与风险。作为哈贝马斯语境下典型的“公共领域”，实名制无法将虚拟网络的公共性和批判性有效发挥，反而对其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基于对我国网络公共领域构建中的责任和困境的论证，总结网络实名制推进过程中的三种错误，即绝对自由主义，实名与匿名对立和推进过程中的一步到位；提出建构虚拟公共领域的两条路径和三个关键。

　　关键词：网络实名制；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D922.1；F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1-0050-05

　　一、网络实名制的推进历程

　　实名制是一种通过有效证件进行身份识别的制度，其目的是避免一人多户情况的发生。它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手段，并在很早前就被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起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最近两年实施的购买火车票实名制政策，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辩论之后，成功接入轨道，目前来看，已经给公众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也为我们研究推进其他领域的实名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但是，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如何推进实名制，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长期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

　　中国第一次出现网络实名制是在2002年，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在谈及新闻改革时提出了“中国人大应该禁止任何人网上匿名”，但也遭到诸多非议。2003年开始，所有在网吧上网的客户必须向网吧提供身份证，实名登记。200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网络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在高校教育网BBS实行用户实名注册制度。2008年的“两会”上，网络实名制立法进程启动，再度引起关注。同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答复网络实名制立法提案，虽未获通过，但表示“实现有限网络实名制管理”将是未来互联网健康发展的方向。2010年9月，购买手机卡需要持身份证办理。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微博发展管理若干规定》，首次提出微博用户的个人注册信息需要使用真实身份[1]。实名制注册实行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方式。此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五城市试点推行了微博用户用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工作。201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2]。该决定涉及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国家通过立法保护公民的电子信息不被泄露；二是对用户发布的不当信息，国家通过实名制获取用户的个人信息，通过法律对此加以惩罚和规范。决定一经通过，有关实名立法的讨论再次被抬上桌面。有些网民表示，实名制立法进展“太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回溯整个实名制进程不难发现，中国政府已经悄无声息地逐步推行了网络实名制。从提出到遭到非议，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一步步落实推行，大概历经十余年的时间。从目前国家政策的指向不难发现，推进网络实名制改革是大势所趋，但其中依然存在很多争议之处。

　　二、网络实名制的诉求与风险

　　作为公共政策工具，网络实名制政策牵扯政府、公众和网络运营商的三方利益诉求，能否顺利推行并达到既定政策目标受三者合力的影响。

　　（一）政府的利益与面临的挑战

　　就政府而言，网络实名制的推行势在必行。一是可以加强对网络暴力的控制和网络犯罪的监控。近几年来，网络暴力现象屡屡发生，比如“人肉搜索”现象的产生，损害了公民的隐私权，给公民带来困扰。通过实名可以获取犯罪分子的信息，惩戒类似的违法行为，以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络秩序。二是可以打击网络黑手，维护社会稳定。当前一些网络公关公司通过雇佣“水军”利用互联网牟取暴利。实名制以后，可以一定程度上挤压网络水手的生存环境，净化网络环境。三是可以促进网民对自己负责的意识觉醒，通过实名制达到自我“净化”，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素质，建立社会诚信体制。实名制下，网民将会形成一个“自净化”机制，更客观负责地反映自己的真实想法，树立自己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而不是在网络上随意侵犯别人的合法权益，更不会随意在网络上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影响公众的判断力和政府的行政决策。

　　在政策推进过程中，政府也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挑战。一是实名制会加大公共政策成本。公共政策一经发布，就意味着要耗费一定的政策资源。为了实行网络实名制，我国管理部门要建立庞大的个人真实身份数据库，投入大量硬件和软件，加上系统的维护和运转，形成一笔巨大的开支。巨额成本是由政府、网络运营商和服务商共同承担，还是由用户承担？这是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二是推进实名制有可能出现用户信息泄露事件，直接威胁社会和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韩国政府最初推行网络实名制的初衷之一是保护民众的隐私，但多次用户隐私泄露事件的发生违背了原有的政策意图，并由此引发了舆论对网络实名制的强烈批判[3]。三是推进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一小撮政府官员利用公权力阻止公民参与政治。比如，微博近些年来成为公众监督政府官员的有力武器，“郭美美事件”、“吴英案”等都意味着中国网民进入网络参政议政时代。这引起了部分官员的不安和强烈反感，致使他们可能会利用行政权力对其进行干涉。

　　（二）公众的诉求与风险

　　作为政策涉及的一方，公众的利益诉求同样复杂、多元化。网络实名制对公众的最大益处在于环境的净化和秩序的稳定。网络色情、暴力将明显减少，最受益的群体是青少年。网络犯罪的降低，也使得公众的隐私权和人身自由权受到保护。与此同时，实名制将提高公众的自律能力，使公众能够做到言论客观、严谨、不跟风，提高公众的网络参与能力。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实名制政策也有可能成为禁锢民众通过互联网进行合法言论表达的一道屏障。相比西方国家，我国民众缺乏较为通畅的公共表达渠道。正是由于网络的免责性，网民才感觉自己拥有话语权，因此，在虚拟环境下，民众才会高度依赖于网络所构建的匿名表达空间。如果对这样的公共空间实行实名，可能会存在堵塞为数不多的言论通道的风险。加之，中国尚未建立完全法治的社会环境。实名制以后，某些揭露真实社会问题的人，可能会因“问责”而不敢言。这将意味着，实名制可能会成为一些官员堵塞网民说真话的渠道。因此，要提防一些权势人物利用行政手段和网络实名制查询发言者的便利，对批评者进行控制和迫害，致使网民因言获罪。眼下建设公民社会，提高人民的责任意识、权利意识好不容易在网络传媒方面有所突破，这时候出台这一政策难免会影响公众的积极性。

　　（三）网络运营商的困难

　　相比政府和公众，实名制给网络运营商更多地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一是实名制推高企业的运营成本，反而容易造成新的行业垄断由于实行网络实名认证，互联网站的用户数据库有了更高的潜在价值，更容易成为黑客攻击的重点目标。企业为了保证用户数据安全，只能采用更多的加密手段，这将推高企业的运营成本，更容易造成互联网行业新的垄断。这是因为大型网站本身注册用户较多，营业收入同样较多，增加一定的用户数据库保存成本，可接受程度高。考虑到大型网站的保密措施更完善，用户将会更多趋向于使用大型网站的认证机制。而对用户较为方便的第三方认证资源，多掌握在大型网站手中，由此就会导致大型网站垄断认证资源、客观上限制中小网站发展的状况发生，从而对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大量网民真实信息的搜集、维护和更新给企业的成本和技术提出高难度的挑战，无形之中形成了一道技术壁垒，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市场准入。二是实名制带来的后续管理机制比前期要复杂很多，涉及到技术、营销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会增加企业的管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