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弗顿认为议会圈地是１８、１９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必要前提，从时人的遗产清单和农业部组织的以堂区（村）为单位的农业调查报告中，可以发现相关证据。比如，林肯郡的坎威克在１７８６年圈地后，每英亩的小麦产量从２０蒲式耳提高到２２蒲式耳，增长１０％；大麦从２０蒲式耳提高到２８蒲式耳，增长４０％；燕麦从２７蒲式耳提高到４８蒲式耳，增长７８％。羊的数量也增长了３３％。他还针对修正派学者的观点，指出从中世纪直至１８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仅仅在牲畜饲养方面有一定进步；敞田制严重阻碍农业创新，如新饲料作物萝卜和三叶草的引进和推广。威廉森同样认为圈地是１８、１９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前提条件，但留有余地。他举例说，１７８４年阿什利村在不改变敞田制前提下，容许农民在部分时间部分条田暂时性圈围，以保证萝卜和三叶草生长，并指出：“这样的安排远比那些同时代的改革家———他们对敞田制农业带有不可救药的偏见———让我们知道的分布的更广。”１６、１７世纪的英国农业不是没有进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萝卜和三叶草的种植，作为１８、１９世纪农业革命核心技术的“诺福克四轮制”就是将它们整合到农作物轮作序列而成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威廉森的看法更为妥当。１８、１９世纪议会圈地带来的农业生产高效率是毋庸置疑“诺福克四轮制”是一种经过改良的轮作技术，轮作顺序依次为小麦、萝卜、大麦和三叶草。萝卜和三叶草原本是饲料作物，但将它们整合到农作物轮作序列可以达到肥田的效果。因为种萝卜和三叶草可以饲养更多牲畜，更多牲畜可以产出更多粪肥，更多粪肥可以生产出更多谷物。

　　综上所述，敞田制并非日耳曼人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的历史遗存，也不是中世纪英国农业技术进步不可逾越的障碍，事实上，它是适应９、１０世纪包括英国在内的西北欧经济环境的变化产生的。通过敞田制安排，实现了农业和牧业的有机结合，满足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肉食和小麦面包的双重需要。敞田制同与之紧密联系的新技术如重犁、圈羊施肥、三田轮作一起，推动了英国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土地开发，并使传统农业保持了数世纪的繁荣。随着１５、１６世纪英国开始从农本到重商转变，农牧分离成为大势所趋，敞田制逐渐失去存在的理由。东部和东南地区不规范的敞田制最先发生变化，但米德兰及其周边规范的敞田制一直维持到１８、１９世纪。随着英国近代农业的发展，虽然敞田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曾经有过的合理性仍值得充分肯定。

　　参考文献：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舒建军：《近代早期的发展模式：英国的公田与公共权利》，赵汀阳主编：《年度学术２００６：农村与城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礼朋：《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格兰敞田经营制度再认识》，《史学月刊》

　　赵文洪：《英国公地制度中的财产权利》，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４辑，北京：三联书店，

　　赵文洪：《公地制度中财产权利的公共性》，《世界历史》

　　赵文洪：《公地制度中的平等精神》，《史学集刊》

　　赵文洪：《欧洲公地制度的政治学遗产》，《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