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与文化发展政策取向研究

　　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

　　由于对文化内涵及属性的全面把握有一定难度，理论界对文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影响研究还存在争议。大部分学者是持赞同意见的，认为文化对经济增长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笔者从思想开放、勤劳的态度、储蓄的习惯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四个层面加以分析。

　　（一）思想开放

　　近现代史基本上是一段在思想上与世隔绝的历史，鸦片战争及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残存在脑海中的夜郎自大与傲慢，我们被迫开始反思与自我审视。在民族独立后第一个30年内，我们在慢慢寻找民族的自信，由于意识形态的纷争，我们始终没有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正确看待西方文明。

　　改革开放以来，党与几代领导人能够以开阔的眼界，客观地评价“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正确地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搞活市场，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循序渐进地把人的思想从封建残余中和文革纷争中彻底解放出来，最可贵的是能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相继与100多个国家建交，并与这些国家开展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交流。开放思想驱使我们走出国门、与他国互通，国力明显增强。

　　（二）勤劳的态度

　　纵观人类历史，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几乎绝大部分成年人都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劳作。但就劳动价值的理解，有的文化把劳动看成一种罪恶，有的文化则把劳动看成一种内在价值的活动。

　　本质上讲，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少有人提到人勤劳的工作态度这一因素，这点却不可忽视。例如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无论是从事何种工作，只要工程需要，他们一般不会拒绝加班，有时甚至是通宵劳作，可收入也仅仅为120-200元不等。此外，许多普通工人昼夜轮岗，休息不好却仍默默无闻；企业家为了事业常年吃住工厂，假日仍在忙碌也是世界少有的。

　　以上所述的农民工、工厂工人及企业家们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显然是大大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虽然这点难以用数据加以统计，但事实上却无法对其作用加以否定。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认为：“勤奋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经济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

　　但是研究发现：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对待劳作的态度不一样，即便是在同一地区的城里人与乡下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也不一样。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的人民对待劳动和工作的态度、对事业的执著精神都更胜一筹，乡下人比城里人会更加勤劳。一些大中城市里的优秀人才、年轻新富们大多来自乡下，相反一些城里人的后代却不思进取，靠啃老过日子。这些人不知不觉丧失了最重要的价值观，如果说是因为人们过惯了富裕生活就会变得不思进取，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战后的日本经过了二十年的高增长后，日本人民的劳动热情开始降低、劳动观、价值观变化，国力随之下降。为了避免重走日本的老路，当前加强文化教育与勤劳美德教育势在必行。

　　（三）储蓄的习惯

　　两千五百年以前，孔孟主张的勤俭节约的美德已牢牢植根于文化，几千年养成的储蓄习惯仍然深深影响着今天的人。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其中1989-1993年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居世界之首。2005年国内储蓄率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2009年1月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突破了18万亿元，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的高储蓄率，世上绝无仅有。Modigliani和Cao（2004）将这一现象称为“储蓄之谜”。

　　索罗模型认为，较高的储蓄导致较快的经济增长。虽然索罗模型不可能尽善尽美地解释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确信：储蓄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经济发展初期的，储蓄的作用更毋庸置疑。

　　但当前看来，难以改变的储蓄观念却成了经济增长的一大障碍。当前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投资相对过剩与消费不足同时并存。显然，拉动内需不但要依靠各类制度安排，而且还要从文化教育与习惯导向上去改变人狭隘的储蓄意识，帮助人们形成合理的储蓄与消费观念，从而服务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四）相互信任

　　信用是人类的一种观念和行为，即诚实守信并相互信任，它伴生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企业员工希望老板能如期支付工资给他们，老板则希望员工当他不在时仍然能够始终勤勤恳恳工作；一个国家的人民希望执政者能够信守并履行他在就职演说时的承诺，而不是言而无信，执政者则希望国民勤劳、勇敢、上进、团结等。

　　今天，的相当一部分民间借贷甚至无需借条，却能如期还款；网络购物实行货到付款、用后不满意退货，但真有毫无理由退回者却微乎其微；旅馆、饭店及一些卖场的记帐消费正在盛行。每每看到此情此景，不知不觉我们会感到一种相互信任的魅力，一种文化强烈的感召与推动力量。

　　从以上分析得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完全和世界接轨，文化思想开放水平是近几百年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高度，勤劳的美德、储蓄的习惯和相互信任等几个方面相对以往都已经表现出了新的文化特质。显而易见，笔者认为文化发生的实质变迁有益于经济的增长。当然有益于经济增长的文化属性远不止以上所述的方面，有些甚至应该从道德上加以谴责的文化属性（如贪婪、唯利是图等）也是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文化因素。

　　文化变迁的诱致因素

　　（一）经济增长

　　人类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短时期内一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一定程度对该地区的传统文化会产生冲击，从而加速文化的变迁。这一点在就能得到体现，改革开放前，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生存，对食品、医疗、教育等极度需求，为了能够活下去，就必须勤劳。绝大多数人从未想过从银行贷款买房，但今天几乎大多数人都有购房的倾向和选择。除了房子还要买车子，旅游消费已经成为大趋势，高端消费品市场也在越来越繁荣，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到2015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

　　2012年底，国内生产总值达519322万亿元，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摆脱穷困，正向更高水平、更加富裕的小康社会而努力。伴随经济增长的巨大变化，人们储蓄与投资观念、生存与生活观念以及人生观正悄然改变。人们需求开始表现为多元化，除了对一般物质生活需求外，相当大一部分人开始对宗教、艺术等方面产生强烈需求，理论界把这一现象称为“富裕中的精神贫穷”，这也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视的问题。

　　（二）政府政策

　　能够改变文化的一种力量就是政府。在有些情况下，政府政策就是以改变文化为目的，或是作为达到某些非经济目的的手段，或是为了创造一种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

　　政府政策影响文化的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思想领域的大解放，为文化的变迁注入活力。经过30多年的演变，“文化”中的开放、和谐、理性和兼容并包等特质相继表现出来，并被大部分国家认同。第二是改革开放的大战略让文化具备了吸收和消化外来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通过不断学习和积累，的自我创新能力得到较大幅度提升。第三是通过制度变革为经济增长和文化变迁提供条件。我国在经济领域先后推行了农村土地制度、乡镇企业制度、经济特区、股份制和林业产权制度等五大制度变革。实践证明，每一次制度变革都伴生一次经济的增长高潮。

　　国家政策变革进而带来了经济发展质与量的巨大改变，人们收入提高，消费水平及生存生活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最近三十年里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思想、市场意识与传统文化已经水乳交融，彰显出非常独特的文化气质。

　　当然，除了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是文化变迁的诱致因素之外，如宗教传播、殖民统治及战争也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

　　文化发展的政策取向

　　（一）和平竞争

　　当今，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国内角度看，由于人民的生活较以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人们的需求多元化，其中又以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部分省会城市更为典型。从国际角度看，因的崛起而出现各种猜疑，“危险论”舆论时期，与美、日、欧贸易纷争不断，日本、菲律宾也趁机觊觎领土。当下，既是外交方略选择的关键节点，又是文化反思和定位的关键时期。我们是奉行战争文化，还是追求和平竞争文化？按照西方的文化逻辑：国强必霸。战争是经济增长的天敌，是帝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奉行的强国之路，走此路没有出路。饱受列强的凌辱，苦难深重，己所不愿，勿施于人。复兴梦只有与世界和平竞争才能实现。

　　（二）强化教育

　　一国的文化竞争力最终可以追溯到教育质量方面。教育最大问题还是应试教育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只为通过考试而学习，创造力就会被限制。以素质教育为取向的教育改革尝试，其结果依旧尴尬。九年义务教育仍是以应试为最主要目的，教与学的过程仍是死记硬背，创意甚少。学生到高中阶段便进入人生中最为“黑暗的三年”。当今大学，在学生看来也没有学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学生无真才实学，又怎么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及文化的传承者？教育质量不高的根源，不在教育模式选择的对与错，而在于教育管理制度存在缺陷。所以，当前急需改革的不是应试教育的模式问题，而是要大胆对“学校录取制度”和“学校考核制度”进行改革，上层政府部门对学校的政绩考核也力求从学生的创造力水平、创造成果和创造潜质方面，从对学生的诚信素养、业务技能等多方面加以考核。这样新型素质教育模式便自然诞生。

　　（三）创新文化体制

　　三十多年来，经济历经了“思想解放——制度革新——增长奇迹”的基本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开放思想、储蓄的意识、勤劳的态度和相互信任这四大文化属性恰恰为制度生存与经济高增长提供了文化沃土。未来如何进一步提高思想开放水平、继承与发扬崇尚勤劳的价值观、帮助树立科学的储蓄与消费观、提高诚实互信素质来服务于经济持续增长，这是当下必须思考与解决的课题。笔者认为要实现以上目的，需要做到树立文化创新理念、培育文化制度生存环境和创新文化制度，关键在文化体制创新。

　　一种制度的科学性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对人的动力驱动标准。文化产业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人的投资开发热情，这种热情就要求通过制度界定公众投资文化产业并取得回报的合理合法性，哈耶克认为好的制度不是否认人的自私心理，恰恰是对这种心理的认可，并且要通过制度对其加以约束。二是文化制度的生存适应性。文化的适应能力首先要求文化的开放性，时刻开放的文化才能保持与其他文化间的不断交流，才能识别与看清自我，才能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文化的生存适应性还要求文化具有动态调整能力，能够不断地自我调整，以适应经济、政治及军事环境的变化，但文化发展的惯性与文化的动态调整性却又相互矛盾。所以，文化制度设计要充分考虑到这一问题，适时诱导文化变迁。

　　参考文献：

　　1.威尔逊.社会学，规则，角色和关系[M].Illinois：TheDopeyPress，1996

　　2.陶文翠.文化变迁中民间信仰隐性教育功能的消解与反思[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3.[美]戴维·N·韦尔.经济增长[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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