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证与非实证的紧张

　　当社会学伴随着现代性来临而诞生时便注定其会将“科学”作为自己学科合法性的基石，而其创始人亦信誓旦旦地承诺实证主义乃是其有别于哲学与宗教研究的根本方法论取向，即认定任何真正的社会学都必须采取一种所谓“科学的”自我意识，且以经验观察为基础，并以经验取向驱逐任何“哲学的”或“形而上的”问题意识[11]。它从一种近似于纯粹“自然主义”的角度出发，宣称“不仅研究者的承诺不会影响他或她的数据，且一般性概括也完全基于客观的证据”[12]，而其社会理论的形成路径正是通过观察而概括或者说通过归纳而建构。总之，所谓“实证主义”倾向就是将“理论化约为事实”。它设定：“科学在其他领域中的认识论假设和标准完全适合于社会行为的研究”，而“在一门排斥了‘哲学’问题，且相应地，经验观察也就完全不成问题的科学中，具有理论性或一般性的问题只有在与这样的经验观察相联系时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13]。同时它还认为社会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进步源于对经验世界不同侧面的专注，因此拒绝理论、理念等更一般、非经验的结构性分歧与冲突污染其学科视域。但同实证主义完全剔除非经验的涵义且致力于纯粹观察的表达形式，并以定量化、数学语言化标榜其科学性相对的是反实证主义的取向[14]。它坚持认为，“由于内在意义的无限变化性和相对不可把握性——即由于人文研究课题的‘非物理的’或至少‘非经验的’方面——预测和说明所要求的普通范畴和客观论证是不可能达成的。”[15]同时还论证说无论在经验还是理论的方面，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倾向都导致了社会学想象力的枯竭（即不仅使经验探究领域陷入贫困的境地，而且还使理论传统本身存留下来的那一部分也枯竭了）[16]，且最终限制了理论知觉的深度，使得其分析难以获得一种充分的自我理解，进而引起理论体认的自我混乱[17]。

　　事实上，社会学自其发源便始终嵌入在实证与非实证的深刻紧张之中，而其理论演化的整个过程皆刻写着此二者纠缠互构、消长进退的痕迹。或许社会学本身就是矛盾的化身，因此将无法企图达成其彻底的平衡与融通，但为此展开的探索从未停止，其中亚历山大的后实证主义所开辟的所谓“多维度理论的道路”[18]便不失为一种启示。它力图调和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客观主义、实验逻辑与唯心主义、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理论逻辑之间的内在冲突，主张走出科学与人文、经验与理论、一般与特殊等二元对立，希望基于研究对象的性质，正视社会科学连续体各层面上的显著分殊与差异[19]，“真正地反思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开放地包容科学思想中各种成分间既彼此依赖又分别自主基础上的关联与对话[20]。他还进一步声称：“如果社会科学的本性要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如果其真正的潜能要获得充分完全的实现，那么，在给予从经验中进行归纳时所依循的方法论规则以一种高度的重视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地创立一种能够说明发自更一般原则的反方向运动的‘理论的方法论’。”[21]

　　二、考量与审度：社会学的基本视角

　　置于上述逻辑紧张格局中的社会学，其学科审视的基本视角是什么呢？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在其《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一书中提出社会学的基本视角包括：社会在人、人在社会及社会如戏。在他看来，这三个基本视角既综合透视了社会外在场域与个体内在惯习之间基于实践过程与互动游戏融通互构的紧张、流变关系，又从宏观文化及制度结构与微观的角色扮演之间“矛盾转关”的角度全面阐发了社会何以组织起来并有效运行的内在机理。具体来看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

　　（一）社会在人

　　在伯格看来，抽象、宏阔的社会最终必须具体化为个人的角色扮演及角色关系。我们看不见概念化的社会却可以看见实在的个人基于不同社会地位而展示的特定角色表演。他认为，角色代表着制度秩序，即个人并非全然基于自我偏好扮演其角色，或者说角色本质上就是社会共享意义的外在彰显，“演员”行动看似非常个别与随意，但实际上他或者她已经承载了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期待与结构性安排。当其顺应这种“脚本”的安排时，角色可能意识不到约制的存在，而只有当角色表演越出了脚本的预设与定位时，他们才会因为其“越轨”行为而受到群体规范的惩罚与矫正。但必须承认，这一制度秩序最终作用的持续有效发挥并非完全基于强制，因为“角色”地位的意义是群体共享的，它经由群体内一系列互动实践早已渐进地内化入了各个具体行动者的自我觉知之中，也即是说“我们的指望正是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想要服从社会，我们想要得到社会指派给我们的角色与地位”[22]。行动者的“角色意识”是外在规制与内在合法性认同贯通共谋的结果。而一切社会规则体系（包括道德、伦理、法制、习俗等）正是依托于这一机制而有序运行的。总之，社会学的视角要求我们首先看到个人意识、实践与行动的基底作用，因为它是社会得以组织化、结构化的前提。

　　（二）人在社会

　　在伯格的视域中，社会是制度的聚合物，每个个体按其社会分层而制度性地嵌入在不同的资源结构及文化结构中，而这种结构性设置本质上亦是一种社会控制体系。其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化了的游戏规则，早在我们上场游戏前就已经“固化”，其所提供的程序将行动者的行为模式化，令其被迫沿着让社会满意的渠道前行[23]。具体而言，当现代性来临，现实社会经由所谓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等嬗变转型时，社会控制系统便穿透血缘、地缘隔膜、打破初级群体与“差序格局”的限制，依托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职业关联、科层分化及民族国家的政治统合而渗透到了个人生活的所有侧面。其发挥作用的基本路径是：通过个人社会化历程中一系列组织化、仪式化的惩罚与规训过程（或许包括讥讽、闲话，羞辱、放逐，强制精神治疗等[24]），依托参与者的具体实践，将社会取向的制度化意义转化为个人取向的情境性意义，也就是各个行动者通过符号表征的持续交互作用渐进达成威廉·托马斯所说的“情景定义”。而这种互动共谋基础上的定义足以对制度何以如此进行阐释与证明[25]，它不仅外在地界定与规划了个体的社会地位，也内在地模塑与制约着个体行为方式及人际互动模式。总之，社会学的视角要求我们在看到个人主体意志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社会结构对个人的约制、形塑作用，或许实然运行的社会样态总是制度化与合法化贯通，群体秩序与个人选择互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