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发展的两翼：自由与适应

　　展立新副教授和陈学飞教授2013年发表了题为《理性的视角：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历史误区》（见《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1期，以下称“理文”）。“理文”在剖析我国建国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将我国建国后不同阶段高等教育的主导发展观依次归纳为“工具理性”、“政治理性”、“经济理性”和“实践理性”，同时指出这些发展观偏离了高等教育的本质，并认为潘懋元教授的“两个规律”理论应该为之“买单”。基于此，“理文”最后跳出了上述所有“理性”的羁绊，得出回归认知理性的结论。
　　何谓回归认知理性呢？“理文”认为“认知理性的基本内涵就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就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对学术自由、批判反思和客观公正等观念所做出的个人信仰方面的承诺”。回归认知理性，即“在高等教育活动中，认知理性价值观是一种核心性的观念。它可以应用到其他价值观活动之中，却不允许其他价值观反过来运用于自己的活动。”“如果否定了认知理性在高等教育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就会把追求真理的事业当成追求知识功用的事业”。在此，笔者承认“理文”注重认知理性的意义，但绝不赞成“理文”矫枉过正地将认知理性“独立”、“绝对化”。基于“理文”将学术自由视为认知理性的核心内涵，所以本文选取“学术自由”这一主题，并主要阐释与之相关的三个问题，以澄清“理文”的认识偏颇。
　　一、大学学术自由的相对性
　　学术自由一般被理解为“不受妨碍地追求真理的权利，这一权利既适用于高等教育机构，也适用于这些机构里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员”[1]。毋庸置疑，学术自由对学术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如苏格拉底曾明确提出：“学者必须有权力探索一个论点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地方”[2]（P53）。那么，学术自由在大学中的实然状况如何呢？
　　（一）中世纪大学的学术自由
　　一般认为，欧洲中世纪大学为现代大学开了学术自由之先河。中世纪大学是随着欧洲城市的兴起而以“学者行会”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的。为了能够独立自主地探索知识，他们必然要追求自由的权利。在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缝隙中，中世纪大学也争取到诸如居住权、免税权等有相当限度的自治权力。然而，中世纪大学的自治权并非超然的，而是与功利相连的。比利时历史学家称“他们要求自由，仅仅是由于获得自由以后的利益。在他们看来，自由不过是一种很方便的事情”[3]。此外，这种自治意义上的自由是一种“赤贫的自治”[4]，“这种贫困却给了大学以道德的力量，……想战胜对手，手里最好的武器也就是罢课……要不就自行遣散。……它之所以有能力采取这种极端举措，而且不费太多气力，正是因为它一无所有”[5]。可想而知，这种自治并非现代大学所想追求，因为现代大学害怕“一无所有”。
　　正当自治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在中世纪大学萌芽时，个体性自由却在欧洲大学遭到严酷的镇压和封杀。中世纪大学，神学被认为是凌驾于其它学科之上的科学之科学。在“由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力所担保并巩固的‘教会一元化的真理体系’之支配下，人类的理性只能在教会有权者所设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任何对正统教义的怀疑和挑战，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镇压”[6]。如，布鲁诺因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于1600年被烧死于意大利菲奥里广场[7]。
　　中世纪后期，自治意义上的学术自由逐渐沦为守旧、拒绝新兴学问进入大学的武器，科学家的发现主要是个人行为，而不是大学的组织行为。阿什比认为“科学革命的历史几乎与大学没有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欧洲大学都不能被认为是科学革命的发起者”[8]。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后，自治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在大学开始被瓦解，个体“良心自由”精神得到宣扬，但这种自由精神依然强调研究者的责任[9]（P35-36）。很明显，这种个体性自由并非绝对的，而且它是以否定自治意义上的自由为代价的。
　　（二）德国和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境况
　　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柏林大学将学术自由确立为核心价值观。洪堡1809年创办柏林大学时，提出“致力于追求真理的学校必须不受所有外来的干涉”[10]。然而，就在柏林大学成立后不久，保守的奥国首相梅特涅策划了“德意志同盟”，并制订“卡巴斯赦令”，对大学的思想自由进行迫害。正因如此，19世纪的德国大学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多大程度上的学术自由。20世纪30年代，纳粹分子取得政权后，德国的“学术自由完全丧失”，大批学者包括爱因斯坦等都遭迫害而流亡他乡[7]。
　　继德国大学之后，美国大学开始步入争取学术自由的泥潭之中。19世纪末期，美国大学基本上还是与社会隔绝的孤岛。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业开始通过捐赠的方式，逐步控制美国大学的董事会。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开始批评美国社会的经济秩序，这常常引起董事会中工商业者的不满。仅在19世纪末期，就发生了二十几起因为大学教授与大学董事会意见的对立而解雇大学教授的事件。其中，1900年发生在斯坦福大学的罗斯案在所有学术自由的事件中最为引人注目[11]。1915年，为了反对资本家对大学学术事务的干涉，在约翰·杜威等人倡议下，成立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发布了《关于学术自由和教授终身任期的报告》。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大学学术自由的窘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国主义的狂热在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任何反战的言论都被视为对国家的不忠，许多教授成为忠诚调查的对象，教授因发表反对战争的看法而遭解聘的事件至少有20多件[11]。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社会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将之推向高潮，许多大学教授因为参加了共产党组织或共产党活动而被解聘。1960-1970年代，美国公立大学系统进入了协调和统一规划时代，大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外部干涉。随着大学与社会关系日益紧密，“社会服务站”而非“象牙塔”，越来越被认同是当今世界各国大学的模型。
　　综上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在中世纪大学，还是在当今美国大学，大学学术自由的遭遇都是曲折坎坷的，绝对的学术自由在现实中几乎就是虚无缥缈之物。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所谓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参照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遥不可及的语言幻觉，一种文学化想象，一种历史神话的后期追加”[3]。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理文”将此种虚无缥缈之物作为我国大学“回归”之目标，与其说是对我国现实大学的指引，不如说是对以往大学的臆想和怀旧。

　　论文榜（www.zglwb.com），是一个专门从事期刊推广、投稿辅导的网站。
本站提供如何投稿辅导，寻求投稿辅导代理，快速投稿辅导，投稿辅导格式指导等解决方案：省级投稿辅导/国家级投稿辅导/核心期刊投稿辅导//职称投稿辅导。


期刊鉴别	论文检测	免费论文	特惠期刊	学术答疑	发表流程

搜索

学术发展的两翼：自由与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