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李惠堂背着父亲参加了香港南华足球会的选拔赛。南华足球会的前身是华人足球队,成立于1904年,1908年更名,是香港首只华人足球队,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支俱乐部,目的是为在洋人独占的香港足球运动中让华人参与其中。球队41次夺得香港最高级别联赛--甲组足球联赛冠军,30次夺得高级银牌赛冠军,2次(87到88和90到91赛季)囊括甲组足球联赛、高级银牌、总督杯和足总杯四大锦标成为"四冠王",其战绩在香港无人能及。 李惠堂凭借高超的球技被南华队选中加入南华乙组队,因年轻经验浅,被分配到实力最弱的乙组乙队。经过勤学苦练,翌年晋升南华乙组甲队司职前锋,更获派两次在甲组比赛露面。因其球艺娴熟刁钻,出神入化,常有惊人之举,香港球迷称之为"球怪"。当初极力反对的父亲,看到儿子在足球上的成功,转而支持李惠堂并成为儿子最为铁杆的球迷。后来李惠堂在香港的每一场球赛,他的父亲母亲都亲临球场观看。 1923年,李惠堂和香港南华队代表中国队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以5:1横扫日本队获得冠军。决赛中,李惠堂近距离大力射门,击中日本队门将的胸部,对方当场口吐鲜血,被替换下场,"李铁腿"的绰号不胫而走,随即闻名。由于南华队的出色表现,现场观战的澳大利亚足总邀请球队到澳洲访问。同年8月,李惠堂挂帅的香港南华队远征澳洲。 澳洲一家报纸刊出漫画,画中出现南华队员排成一列,形容憔悴,骨瘦嶙峋,拖着长辫,标题是"明天中国足球队登场之前瞻"。抵达20小时后,南华队便与全澳冠军新南威尔士队展开交锋,开场仅仅5分钟,李惠堂便"梅开二度",接着更是上演了中国人在国际足球赛中的首个"帽子戏法",轰动澳洲。最终香港南华队由于体力不支,以3:3与对手握手言和。 当时年仅18岁的李惠堂,包揽三球获得了"最佳表演奖",并被澳洲媒体形容为"中国足球神童"。香港当地报刊以特大号标题称李惠堂为"球王",并赋以"万人声里叫球王,碧眼紫髯也颂扬"的诗句。李惠堂的精彩表现还俘获了一位澳洲少女的芳心,当时的李惠堂早已心有所属,那就是和他青梅竹马的邻家女孩廖月英。后来,李惠堂在其诗集《鲁卫吟草》中写下来当时对那个澳洲女孩的愧疚--"好梦难成春色暮,此心长系百年情。" 远征澳大利亚归来后,引发了香港人对足球空前的热情,都争相一睹李惠堂的风采。不久,足球总会举办了一场南华与洋人球队的表演赛,设在跑马地旁的香港会场。在黄啬名先生的《球国春秋》中,有这场"自香港有足球比赛以来的最动人一幕"的翔实记录--"这天,黄泥甬道住宅后方的土山,挤满了观众,球场之内,只有有盖和无盖两大棚,两球门后方还陈列着许多附近穷户搬来给经济看客站立观戏的凳子。还有一些穷光蛋,既不上山,也没钱买票入座,只是在棚座下的缝隙中窥来窥去,偷看片鳞只爪……"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父亲李浩如并不同意儿子与廖月英的结合,而是在五华县为其定了一门婚事,并且反复催促儿子回家成亲,李惠堂坚决反对。无奈之下,母亲陈琼笙让李惠堂的妹妹李百妹跟新娘一起入洞房完成婚礼,这位"新娘"在"联庆楼"居住了两年后最终放弃了等待,回到了自己的家,而"只有新娘的婚礼"也成为了当时五华县的奇闻逸事。 1925年,年轻的李惠堂携廖月英从香港前往上海,登报声明结婚,受聘为上海复旦大学足球队教练,并在此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句流行语说:"睇(看)戏要睇梅兰芳,睇波(球)要睇李惠堂",便是对球王李惠堂的真实写照。李惠堂在其出版的回忆录里也曾经写道:"在上海,我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五年。" 民国时期的上海足球,水平最高的是斯考特足球赛。斯考特足球赛由上海足球联合会(西联会)于1902年举办,按照欧洲惯例进行足球联赛,规定每年10月到次年4月为足球季。当时的外国球队主要有西商队(英侨商人)、西捕队(公共租界外国巡捕)、腊克斯队(英国商行职员)、法商队(法租界侨民)、犹太队(无国籍犹太侨民)、葡商队(葡萄牙商人)、商团队(租界商团武装),其他还有陶克工程会队和英国驻沪陆军和海军组成的球队。 1925年,李惠堂加盟上海乐群队,翌年与上海中华队合并组建乐华队,参加"斯考特杯"足球赛,以4:1的悬殊比分一举击败蝉联9届冠军的英国莱斯队,创造了中国球队击败外国球队的比分记录,扭转了上海足坛一向由外国球队雄霸的局面。1927年,李惠堂所在的球队如日中天,囊括了当时上海足坛的三大冠军:西联会甲组冠军、高级杯冠军、中华足联甲组冠军。 1927年5月,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拥有包括李惠堂等多位名将的中华民国足球队,一路挺进决赛,在与菲律宾对决中,李惠堂演出帽子戏法,帮助中华民国以5:1的悬殊比分获得该届冠军。事实上,以他为队长的中华民国足球队于稍后的第八、九、十届远东运动会,均收获足球赛事金牌。其中在1934年远东运动会的足球决赛中,29岁的李惠堂踢进关键一球,以4:3击败日本队。1928年,李惠堂被亚洲足协评为"亚洲球王"。 在技术上,李惠堂改变了上海足坛早期爱踢高球和盘带戏弄为荣的落后踢法。他还不断发现人才,罗致新秀,在南征北战中,大震声威。李惠堂还积极著文章在报刊上阐释教育理论、宣传体育运动,在其主编的《足球》一书中,他写道:"自从海禁一开,沿海各商埠便受著足球的熏染。新式运动输入我国,也要算足球为最先,所以因为足球有产生最早、灌输最久的关系,无怪是我国现在最通行和所最崇拜的运动了,何况足球的比赛不拘时、不择地、不论人数多寡、不管球场大小,都可以举行比赛。" 1928年,李惠堂指出:"足球是我国最出色运动,远东连捷七届和本年度港沪两华队的冠军头衔便足引证无讹了,我们更进一步而知足球,那也是万众公认的。所以在足球的名称上头,要冠之以中国国艺称号。"1929年,他以兼任复旦大学体育教练与中国足球协会主要成员身份,提出"足球即国球"的概念。根源于此概念,他在许多场公开演讲中,不但指出足球可以促进中国体育风气,也认为中国人的体型绝对适合于发展足球这项世界主流运动,对推动上海足球运动发展,为促进上海足球史上鼎盛时期起到极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