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用档治史的方法与态度(2)

　　（五）结合不同材料得出结论

　　在沈志华的著作中利用的档案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十分广泛，从国外公布的档案看，包括电报、报告、会议纪要、速记记录、工作记录、信函、文本条约、决议草案等等。“从重要性上看，这些文件是同等的；但是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要区别对待，对不同形式的档案按层级进行划分。”[8]有一些非历史专业人员写的文章或者是图书，有的称纪实、文学，不能作为史料看待，但是有些也夹杂着对当事人的采访，只是更需要研究者敏锐的眼光和考察力。“在引用重要的文献时，需要对比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因为其中的注释和正文都有可能存在着差别。”[9]

　　例如，我国传统观点认为，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由中国起草，苏方同意后形成最终文本，依据的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分别发给刘少奇的电报。电报作为一种原始档案，具有较大的真实性。但这两份电报只有中方当事人的说法，其说服力就没有那么强了。沈志华在俄国的档案馆中查找了大量的条约文本，其中包括1950年1月6日至22日共7次起草和修改的关于该条约的俄文文本、23日苏方交中方的俄文文本、24日中方经修改后退还苏方的译本以及31日周恩来与高扬商议条约的报告。这些文本都证明了条约最初应该是由苏方起草的，中方只是做了简单的文字性修改。[10]二者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俄国所公布的文本档案更具说服力和权威性。

　　此外，沈志华还大量转引国家公开和内部的报刊资料，如《内部资料》、《人民日报》等，这两大刊物不仅信息量大而且内容真实，为其研究大跃进时期的各地民情提供了史料来源。[11]

　　三、沈志华用档治史的态度

　　（一）实事求是的原则

　　党史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会踏入禁区或“雷区”，这就要求他们独立思考所谓的“敏感”问题，进行创造性探索。历史研究者都是历代记录者主观选择的结果。我们发现在国家利益面前，其真实性有时不得不让位于国家利益，所以有些历史事实并非档案记载的那样，特别要注意政治家、官方的结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层面的，即档案本身就是伪造的，本没有档案，后来被塞进去的；二是政治层面的，档案形成时，出于某种需要被制作和修改。所以我们常说，档案也有陷阱，档案里说的事不一定是真的，我们所说的档案真伪的判断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所以，研究者要避免掉入档案为我们设置的陷阱（形式真但内容假的档案）。

　　沈志华认为：“历史研究者应该向古代史官一样，敢于秉笔直书、实事求是、讲老实话、讲真话。”[12]关于朝鲜战争的宣传，我国党史的阐述是南朝鲜打响战争第一枪，而沈志华根据大量国外公布的档案看，其结论正好相反。随着事实的不断揭露，沈志华推翻了以前一个个根深蒂固在我们大脑中已经形成的认识，但其底线是不触犯有可能越过的红线。所以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档案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的不断权衡。一方面历史研究不能单纯是为了政治宣传、服务于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另一方面，档案工作者要肩负起历史的责任，还公众一个个真实的历史，做到既尊重官方机构著作的话语权，又要揭开历史事实。

　　（二）独立求索的精神

　　沈志华获得史料的过程就如同他的历史和人生一样充满了传奇。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商界小有成就，凭着对学术的热爱，毅然重返学术圈，可谓是“弃商从文”。他数次前往俄罗斯收集档案史料，十几年来，奔波于美国、俄罗斯和韩国之间，来往于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仅路费和资料费的开支就高达150万。[13] 1996年至2002年期间，个人出资140万，不远万里从美国和俄罗斯收集10000多件解密档案，并把全部资料自费复印一套赠送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些档案还制作成光盘，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提条件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

　　沈志华远赴国外将历史档案的复印件买回进行深入研究的行为，看似是一桩具有想象力和个性的个人行为，但这是一代中国历史学家立足民间、独立求索的见证，是一种自我生成的能量，是中国学术界的活力所在。此外，沈志华通过不断学习，能够将中、英、俄三种语言运用自如，这也是他得以深入理解国外档案的基本能力。《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14]是其亲身前往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将一手的俄文文献翻译成中文编写而成，为后来我国研究者站在苏联角度研究相关史实带来了巨大的方便。

　　（三）注重细节的态度

　　沈志华进行现代史研究不是紧盯关键事件研究，而是通过国外档案馆的文件和档案反过来印证我国当代史的记录，检验二者是否吻合，利用史料资源，发掘分析出隐藏在史料背后的东西，注意细节的呈现和串联。在他的著作中，甚至有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动员问题的描述。沈志华将目光下沉，而不仅仅将关注点聚焦领导人和高层，传统的党史研究多半会将大量笔墨放在会议史上，或是着眼于政策的制定、理论的提出。而在沈志华的现代史中看到了具体的人和社会具体的变化，使得政治不是悬而又空的东西，使得读者看待历史的视角、关怀和过去有所不同。他认为：“注重档案的利用......可以从社会基层对国家政策的反应以及不同群体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来考察中央与地方、高层与基层的互动，对于决策的结果和执行具有重要意义。”[15]

　　历史研究要将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与沈志华所强调的“小历史”观相结合，注重宏观架构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需要以微观研究为前提，要想成功构造整体，就必须先有碎片化的研究作为基础。利用档案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就要一点点地从微观做起，由点到面，然后整合这些碎片化的点，进而把历史的复杂性呈现出来，得出较为宏观的历史判断。

　　（四）精密求证的学风

　　解决争辩和疑问的最好办法就是小心求证，而非急于斗嘴。其基础就是大量一手资料和权威的档案史料。与学术界目前所盛行的粗犷笼统的学风不同，沈志华的学术观点一直坚持建立在精密的实证基础上，他认为一份档案的公布，需要数份档案的互证。即使真正找到了几件核心的档案史料，也仍需要研究者对比参照其他现有的史料，经过认真考证和缜密的梳理之后，才能保证还原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如，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紧张。对于这段历史，国内研究者大多认为事前中方已向苏联通报了即将炮击金门的消息。一是刘晓198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最早提出这种说法；二是随后公布的1956年吕晓芙访华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记录中，也记载刘晓的观点是源于10月2日毛泽东在会谈记录中的讲话。有了这两件档案的依据与印证，人们似乎可以得出此前结论的正确性。但沈志华在后续的研究考察中发现了持更多相反观点的史料。首先是在吴冷西回忆录中所引证的1958年11月毛泽中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所印证的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二者都记载了关于炮击金门军事行动毛泽东只字未提。并且，在行动前的20多天，尽管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两位领导人进行四次会话，但也没有提及该行动。根据这些档案史料的记载，得出的结论就与传统的定论大相径庭。[16]

　　该案例说明了研究者在史学研究中要克服急躁的心态，在发现一件长期寻找的档案后，切记保持谨慎的态度，避免因过度兴奋、急于得出结论而草率公布结论。学习沈志华在即使利用原始档案也要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学习其仔细对比、反复考证的治史精神。

　　沈志华在利用档案史料进行历史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大多并不是他本人创立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是历史的传承，既有继承也有创新。沈志华的主要贡献是在还原重大历史政治事件时，做了原来主流研究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澄清了重要历史史实，更披露了一般人看不到的史料。

　　四、沈志华带给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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