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出环境特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负，作用力度较小，说明污染排放减少所耗费的治污投入较多、机会成本较大，产业环境特性的变化对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

　　三、模型、方法及数据

　　(一)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拟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已有研究认为，一方面，在既定技术、资源配置及消费需求条件下，企业已作出最优选择，环境规制只会推高企业生产成本，进而对企业创新能力与生产要素投入形成负面影响，这就是“遵循成本”效应。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在变动约束条件下，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及提升技术水平，为企业带来“创新补偿”效应，进而可能会抵消企业“遵循成本”，因而，在不同规制强度与规制形式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生产率及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可能同时存在正、负两种情形，即环境规制与这些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曲线型关系。由于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以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量化指标，因此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主要由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中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与非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要素投入)的作用方向与作用程度决定。基于此，本文选择将环境规制变量的一次项、二次项纳入回归方程，以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模式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特征，并引入相关控制变量，从而对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分析，具体模型构造如下:EIMit=α0+β1EPIit+β2EPI2it+θ1FDIit+θ2LCit+θ3TECit+θ4ENCit+θ5SOCit+θ6ISSit+θ7MLLit+γi+εit(10)式(10)中，EIMit为经济增长模式度量指标;EPIit表示环境规制强度，EPI2it表示环境规制强度变量的二次项;FDIit、LCit、TECit、ENCit、SOCit、MLLit、ISSit为对应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外资因素、要素禀赋、技术水平、能源结构、产权制度、企业平均规模及市场化程度;α0为不随个体变化的截距项;γi为个体效应;β、θ为待估参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说明

　　本文运用2003—2010年中国30省份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为实证研究样本，所用数据是由《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以及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整理与计算而得。

　　本文选用各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指标表示各省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对应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已在前文详细介绍。而对于环境规制强度变量，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污染排放量、人均收入水平、污染治理投资额、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环境政策约束性评估、环保机构对污染企业检查与督导次数等六个维度出发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量化。以上环境规制强度量化指标均存在一定局限，基于数据可得性及指标完善度，本文选择以二氧化硫达标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工业烟尘(粉尘)排放达标率及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等五项指标为基础，同样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五项指标进行综合折算，进而得到反映环境规制强度的综合性指标。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的构造及数据选取表述如下:(1)外资因素(FDIit)参照邵军与管驰明的外资因素变量定义，以外资工业企业产出占工业总产值比重(FDI)表示。(2)要素禀赋(LCit)以资本－劳动比表示要素禀赋，若该变量数值比较低，则说明工业类型偏向于劳动密集型，反之，则偏向于资本密集型。(3)技术水平(TECit)参照王兵和王秋彬的技术水平变量定义，以专利授予数(TECit)来反映各省份的技术水平。(4)能源结构(ENCit)以工业领域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资源的比重表示能源结构，并按照统一热量值折算系数将包括煤炭在内的各类能源消费量折算成标准煤，统一量纲，以此量化煤炭资源占比。(5)产权制度(SOCit)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产权制度结构。(6)企业平均规模(ISSit)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比值表示。(7)市场化程度(MLLit)已有研究多数以代理变量(例如非国有经济发展)反映市场化程度，但难以涵盖市场化改革所涉及的各个维度。鉴于此，本文选择以樊纲等的市场化进程数据为市场化程度度量指标。由于该数据截止日期为2009年，因此本文使用线性插值法补充2010年的市场化程度指标数据。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0．0软件对上述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通过计算各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结果显示，产权制度(SOC)与市场化程度(MLL)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0．8以上，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选择放弃产权制度(SOC)变量，方差膨胀因子显示，新构方程中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小于0．5，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F检验与Breusch-Pagan检验结果显示，拒绝零假设，即个体效应显著，因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而后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显著拒绝“解释变量与个体效应不相关”的零假设，因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通过残差检验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与自相关问题，因而需要对模型进行纠偏。表1所列示的固定效应模型即纠偏后结果。

　　表1中经纠偏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变量一次项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正相关，对应二次项与其负相关，说明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之间呈现倒“U”型走势关系，即环境规制由弱变强，会在整体上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产生先提升而后抑制的影响。

　　依据随机效应估计结果中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与二次项的估计系数，本文计算得到该倒“U”型曲线的拐点为0．166，而2003—2010年间中国工业经济领域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变量在0．014～0．046之间，说明中国工业领域环境规制强度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即环境规制对工业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升级起积极正面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有助于工业经济生态化、集约化发展。

　　在控制变量方面，外资因素(FDI)与经济增长模式显著正相关，说明外资工业企业的发展并未因竞争效应抑或“污染避难所”效应而对我国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形成阻碍作用，反而因示范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态化、集约化发展。要素禀赋(LC)与经济增长模式显著负相关，资本深化对工业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升级形成阻碍作用，这可能与我国工业经济领域资本深化的偏向和质量有关。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所示，2003年我国工业领域轻、重产业固定资产原值之比为1∶3．3，轻、重产业总产值之比为1∶1．8，而到2010年固定资产原值之比达到1∶4．0，总产值之比达到1∶2．5，正是因为我国工业领域资本要素流动偏向于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型工业产业，使得资本深化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经济增长贡献度产生显著负相关，不利于工业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升级。技术水平(TEC)对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技术水平提升能够提高工业经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而有利于工业经济生态化、集约化发展。能源结构(ENC)与工业经济增长模式显著负相关，说明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上升不利于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生态化、集约化发展。企业平均规模(ISS)对应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工业经济内部企业规模大小并未对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产生明显的影响。市场化程度(MLL)与工业经济增长模式显著正相关，说明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提升工业经济增长中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推进工业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升级。

　　同时，模型中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即环境规制强度会影响到工业经济增长模式变量，反之，工业经济增长模式变化会对污染排放产生影响，使得政府面对的减排压力下降，进而影响到环境规制强度。参照传统做法，本文选择以环境规制强度一阶、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并分别以CraggDonaldWaldF统计值、Sargan统计量来检验弱工具变量与过度识别问题，Cragg-DonaldWaldF统计量大于Stock-Yogo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因而拒绝工具变量是弱识别的假定，Sargan检验无法拒绝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外生，因而模型所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与固定效应估计结果类似，环境规制强度变量一次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对应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其他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基本相同。而为了进一步获得稳健可靠的研究结论，本文选择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环境规制强度度量指标，进而对以上模型估计结果做稳健性检验。稳健性估计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的一次项、二次项对应估计系数分别为正数与负数，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之间为何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在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当环境规制为适度严厉状态时，被规制资源依赖、环境污染型工业企业往往面临两种选择，受利益最大化驱使，当创新补偿收益小于规制成本时，这部分工业企业会选择抽出部分生产用资金缴纳污染费用，而当创新补偿效应大于规制成本时，这些工业企业会将这部分资金用于技术引进、吸收与创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及降低污染排放强度。然而，这两种选择都会降低工业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的贡献度，提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同时，随着环境规制的不断强化，一些无法适应规制强度的资源依赖、环境污染型企业会逐渐退出，工业产业中相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企业会逐步集中，市场集中度亦提高，更加重视技术引进、吸收及创新，反而更有利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贡献度的提升。然而，当环境规制强度上升到拐点位置时，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使得创新补偿收益难以抵消规制成本时，这些相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工业企业会放弃进一步的技术投入，而其他不属于环境规制对象的工业企业本身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较为平稳，最终导致工业经济增长中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下降。因此，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约束下，工业企业在创新补偿收益与环境规制成本之间作出权衡，使得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环境规制强度外，环境规制效果的好坏也取决于具体的环境规制形式，合理、有效的规制形式能够提高倒“U”型曲线拐点值。

　　五、结论及政策涵义

　　本文在全要素分析框架下构建了经济增长模式分解及度量模型，以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经济增长模式度量指标，在此基础上以2003—2010年我国省级工业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并对环境规制强度与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及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2003—2010年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先下降而后上升，但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对要素投入的依赖性并未弱化，反而逐步呈现强化趋势，对应经济增长模式越发具有污染与粗放型特征;从静态视角看，东部地区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生态化与集约化程度最高，其次为中、西部地区;从动态视角看，东部地区工业经济增长模式变化相对平稳，而中、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则先下降后上升，整体上亦呈现下滑趋势;各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产出增长贡献度的差异在样本时期内先下降后上升，各省份之间的工业经济增长模式有分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