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保护态度与行为的影响

　　政治关联是跨越战略管理与会计领域的重要问题，战略管理领域的学者发现了企业与政府官员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一系列方式，主要包括企业与行政机构建立关系网络，以及企业与议会建立政治关联，等等。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重要目的是努力给政府官员和议会代表一个合法性的印象。Oliver和Holzinger指出企业遵守公共政策或政府法规，树立合法性可以取得尽可能多的价值，是为合法性收益。Brown进一步解释了合法性利益的来源，包括较为容易的获取资源、不受限制的进入市场，这些都是企业长期生存的必要条件。

　　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法律和监管制度不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掌握着关键的商业资源或资源分配权，导致企业十分依赖非正式机制获取这些资源，政治关联从而成为企业从政府手中获取资源的重要手段。因而，创建政治关联是企业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由此影响到企业的环境保护态度和行为。

　　(四)文献评述

　　企业的环境保护战略及其在内部管理中的实施，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本文的文献回顾表明，企业的环境保护战略有不同类型，背后对应着不同的逐利动机，并由此可能影响到企业的环境管理控制特征。然而，无论在战略管理领域还是在管理会计领域，现有研究并未深入探索企业的环境保护战略与环境管理控制的内在关联，也很少有研究关注企业政治关联在其间产生的影响。或者说，环境保护战略与环境管理控制的研究还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所以，战略管理与管理会计领域的研究缺乏交集，令企业环境保护战略如何落实以及政治关联产生的影响等关键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发展。另外，在实地调查方面，大部分研究以发达国家的企业为调查对象，关于新兴经济体中企业的环境保护战略与环境管理控制特征，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均不丰富。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为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三、假说的提出

　　纵观前文有关企业环境保护战略的研究，其间暗含着政治关联的影响。首先，企业基于合法性目的遵守环境法律法规，会在内部管理中重视控制污染风险，避免违法违规的污染事件发生，从而令环境管理控制以污染防控为主。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倾向于自愿公布开展的环境保护举措和环境保护的管理效果，并借助此类“广而告之”的方式改善企业与行政机关、社会群体的关系，进而帮助企业巩固合法性声誉。所以，企业如果对待环境保护以守法和适应其变化为主，会运用政治关联从中获得合法性收益。

　　相比之下，企业如果奉行前瞻型环境保护战略，积极开发先进的污染控制技术、设备或产品，则企业内部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控制会超前于法规要求，并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环境保护投入。

　　而企业要从中获得“创新补偿”，需要调动政治关系网络，游说政府部门借鉴企业在环境保护上企业管理影响企业环境管理控制措施的因素研究的领先之举、强化管制，从而提高竞争对手的管理成本和行业准入门槛。这意味着政治关联对企业从超前的环境管理控制中获得创新补偿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此外，如文献回顾部分所述，企业也可能到监管宽松的地区开展污染式运营，即选择污染战略。在此类战略下，企业的环境管理控制较差。为了避免污染行为及其后果受到严厉处罚或者被公开通报，影响企业的合法性形象，企业可能调动政治关联寻求政府的包庇和纵容。这常常出现在法制不健全、环境监管较弱的制度背景下。所以，制度的软约束令企业谋求以政治关联替代环境保护责任，放弃合法性收益，以节约环境管控建设的成本。

　　以上分析表明，在不同的环境保护战略类型下，企业的环境管理控制有较大差异，政治关联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企业的环境保护与战略选择可能呈现出多样性。在监管宽松的地区可能如“污染天堂”的研究所示，企业选择污染战略，并调动政治关联寻求支持和庇护。而在监管严格的地区，企业可能选择反应型环境保护战略，尽可能避免因违法而付出代价。另外，一些企业也可能在产业内环境保护监管日趋严格的形势下，选择前瞻型环境保护战略以获取先发竞争优势，如医药产业中的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典型案例。与此一致，Child和Tsai调查了化工产业三个大型跨国企业(MNC)在中国和台湾的制造基地推行的环境保护战略，发现跨国公司在中国仍然主动遵守了其母国环境保护方面的严格标准，并没有出现转移污染的情况，他们指出这些跨国公司如此行动不仅是为了维护全球声誉，也是为了影响中国环境法规的改进、保持在中国的行业领先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理论假说如下:

　　假说1a:基于合法性动机，企业采取反应型环境保护战略与内部的环境管理控制呈正相关。

　　假说1b:为了获取合法性收益，企业的政治关联与反应型环境保护战略下的环境管理控制呈正相关。

　　假说2a:基于创新补偿动机，企业推行前瞻型环境保护战略与内部的环境管理控制呈正相关。

　　假说2b:为了获取创新补偿，企业的政治关联与前瞻型环境保护战略下的环境管理控制呈正相关。

　　假说3a:基于节约成本动机，企业推行污染战略与内部的环境管理控制呈负相关。

　　假说3b:基于污染战略，企业倾向于运用政治关联寻求政治庇护，即污染战略下政治关联与环境管理控制呈负相关。

　　归纳以上假说，实际上不同的环境保护战略类型代表了不同的逐利动机，包括获取合法性收益、创建先发制人的竞争优势或者以违法方式节约成本。这些环境保护战略如何影响到企业的环境管理控制，其间存在着关键的中介因素———政治关联。政治关联的支持效应或替代效应，成为企业环境保护战略最终如何落实到内部管理实践、获取战略收益的关键因素。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创建理论框架，以此作为后续分析的主线。接下来，作者重点调查以上理论假说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是否成立。

　　四、问卷设计与调查实施

　　(一)量表的选择与问卷设计

　　给定研究选题，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检验以上理论假说。对文章中主要构念环境保护战略的测量，作者参考了Sharma和Vredenburg、Buysse和Verbeke以及Rodrigue、Magnan和Boulianne的研究。而对政治关联的测量，作者主要参考了Marquis和Qian的研究。对于环境管理控制的测量，作者主要参考了Pondeville、Swaen和Rongé的研究。以上构念的测量成为问卷设计的基础。具体而言，作者基于这些研究中采用的问卷，包括问题以及题项的度量，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加以改进，从而形成本项研究的问卷。在问卷设计时研究者首先考虑表面效度和内容效度，设计适合的题项。为此，作者对设计好的第一版问卷安排了博士生和教授进行预测试，并依据他们的评价改进了问卷，以用于后续调查。

　　最终确定的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调查的背景与主题，第二部分调查回答者的基本信息。第三部分是问卷主体，由16个单选问题组成。在题项安排上，作者采用Likert-5的设计，整体刻度范围从“非常同意”“比较同意”“部分同意”“少部分同意”以及“完全不同意”，后续用于因子分析时“非常同意”选项取值为5分，“比较同意”取值为4分，依此类推。此外，为了增强调查结果的稳健性，在问卷中安排了相互矛盾的问题，以检验受访者的答题态度以及是否具有相关知识背景。

　　(二)调查实施与样本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