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淮河水利的研究，重点在于对淮河的疏导，此中有两个视角:人物与政府。

　　人物方面，庄安正指出，张謇强调导淮并非仅指治水，而是由“导以除害”与“垦以兴利”两部分组成。尹北直等认为张謇导淮工程改变了近代水利中“官僚治水”的模式，出现了科学工程设计、培养水利人才、科学治水等近代化的转变。针对李仪祉，尹北直等指出，李仪祉对淮河疏导体现在其著作方面，1931年7月他编就了一部在淮河水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导淮工程计划》，书中记述了导淮入海水道计划，“曾就可能应用之线路八条，逐一比较研究，始行决定利用废黄旧槽之段，而出套于口”。

　　政府方面，徐海燕论述了1927—1937年间，国民政府的导淮入海工程的准备和实施过程。吴晓晴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经济规划的倾斜对导淮入海工程的完成起了关键作用。汪胡桢论述了该工程前期计划，如国民政府计划河宽要在120米，两堤相距要达到350米，预算经费约需3400多万元。

　　许心武指出该工程因为当时的款项问题而拖延，国民政府不得不暂作先期工程处理。

　　导淮之外，王志国在《近代安徽水利事业述论》中强调，在近代淮河流域的水利工程主要以除害为目的，其表现是在沿淮城镇和沿淮临近湖洼地区筑堤防洪。

　　(四)其它河流水利

　　关于珠江流域，杨茜认为，在清代珠江三角洲堤围迅速向滨海地区发展。在小围或潮田基础上发展成较大的堤围，尤以19世纪中后期的道光至光绪年间为多。洞庭湖流域方面，黄庆林指出，民国十年国民政府对洞庭湖区采取了两点新举措，一是改赈为贷，二是变麦为款。鄱阳湖流域方面，王芳等提到，20世纪30年代陈孝刚先生根据有关学理和统计资料，认定鄱阳湖最大蓄水量为50亿立方米，超过此限即成水灾。所以防治鄱阳湖水害的关键是减轻鄱阳湖蓄水的压力，化整为零，将一部分水搬到五大河的上游去。

　　(五)省区水利

　　陕西方面，车宝仁论述了李仪祉1931年动工修建的泾惠渠，灌溉礼泉、泾阳、三源、高陵、阎良、临潼6个县区，总计受益良田66万亩。山西方面，高建民论述了水利企业对山西水利建设的参入模式及其贡献。宁夏方面，李艳分析了河西走廊地区水案频发的原因及影响。甘肃方面，王长燕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论述了近300年来兰州地区黄河水利环境的变迁及影响。

　　此外，钟萍论述了近代西北省区水利工程对农田灌溉的影响，郑利民分析了民国后期湖南水利大发展的原因，朱吉杰探究了清末“新政”时期直隶水利、水政的趋新等。

　　三、其它问题研究

　　上述问题之外的近代水利问题研究，还有水利技术、水利工程、农田水利、水利环境及解决、水权纠纷等五个方面。

　　(一)水利技术

　　水利技术的改进和提高，表现之一是水利灌溉技术。李赋都指出，李仪祉建议在黄河干流建筑高堰，以水利发电，利用黄河本身的动力发展汲水灌溉;对于宁夏水渠，主张在青铜峡筑渡桥，设活动堰操纵黄河水面;另外用田间截留地面水等主要办法，实行沟渠和阶田之制。表现之二是水利工程修筑技术。王建军指出，1930年前后陕西名渠的建设，均以近代科学为指导，采用新式勘测手段;普遍使用了钢筋、水泥等新式建筑材料;打桩机、碎石机、混泥土拌合机、抽水机、钻探机、钢壳推动机、发电机、气后机等新式机具得到广泛应用。表现之三是商人参与水利工程开发。吴军等提到，在河套地区，土地商人先向蒙古王公承租土地，然后投资开渠开荒。土地开垦之后，有两种耕作方式:一种是设置“公种”(大牛犋)和牛犋雇工直接经营;另一种是将土地转包给别的农户耕种，地商收取地租和承租。

　　(二)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方面的研究，内容之一是工程构成。

　　张天政认为，近代宁夏水利工程可分为河工、渠工、退水沟工。之二是土地利用方法方面，张骅认为，李仪祉在近代黄河治理强调培育坡耕地、培植森林、广种苜蓿、改良盐碱荒沟荒滩具有很大的生态工程价值;治理方式上，李仪祉的层层设防，坡、沟、川、滩分层治理对水利工程地形选择上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在泥沙利用上李仪祉提出的保、拦、排、淤四法对后来水利工程泥沙处理提供很好的范例。之三是渠坝建设工程上，王建军等认为，李仪祉主持修建的陕西泾惠渠就是一个典范。该工程建筑物有拦河大坝、节制闸、退水闸、桥梁、跃水、斗门、涵洞、渡槽、滚水、退水坡、倒吸洞等782座。

　　(三)农田水利

　　农田水利方面侧重灌溉。王建军指出，民国时期陕西所建的新式水利灌溉工程无论勘测、设计，还是施工工程，均以科学方法为指导，与旧时水利工程有着质的区别。许平认为，近代农田水利灌溉与古代相比明显衰落并指出了其部分原因。钟萍指出，19世纪60年代，左宗棠在陕西不仅修复泾水龙洞渠、明代利民渠等水利设施，还大力提倡凿井来灌溉农田，使以人畜机械汲灌的“水车井”大增，贡献甚大。

　　(四)水利环境与经济

　　水利环境方面，厉占财认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付出代价，同样兴建水利工程也是，它主要是以某些自然、社会环境和土地为代价的;在付出代价的同时我们要考虑水利工程对环境影响的利弊问题。

　　清末至民国时期，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虽不明显，但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怀林指出，以近代江西为例，民国初期大规模的圩堤围筑，初步改变了江西乡村的生态环境，如水库塘堰抗旱能力只有二三十天，圩堤防洪标准不到5年一遇。

　　水利经济方面，高建民论述了商人参入水利工程开发，并初步融入近代市场经济因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张宇辉认为20世纪初山西水利股份公司的出现一度给山西北部的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