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托达罗模型修正的城市化进程再认识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概述
　　托达罗（ToDaro.美.1969）模型的基本观点是：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即城乡预期收入水平的差异。这种迁移会给城市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如果城市拓展少量的就业机会，会引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导致更多的失业，使得城市失业现象更严重。基于上述理论观点，托达罗主张应该有区别地发展农村和城市，有区别有针对性地发展教育，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以减少农村人口对城市工作机会和收入情况的预期，从而限制人口的城市化迁移（黄志宏，1999）。
　　我国学者对托达罗模型的实证分析
　　周天勇（2009）对托达罗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不同观点和看法，他认为，首先，托达罗模型没有对流入城市的劳动力的收入做差异化的微观分析；其次，托达罗模型忽略了劳动力的就业与就业结构对应；最后，由于农村隐蔽失业现状严重，农民的实际工作时间比率很低，其外出打工造成的空白完全可以由其他家庭成员替代，外出的机会成本为零，这点托达罗模型忽视了。胡雪萍（2004）提出，托达罗在其理论假设中提出假定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边际生产力始终是正数，这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现状极其不符，事实上，我国的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迁移者作为经济人是理性的，其在城市等待就业机会的同时，会考虑自己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如果经过权衡发现得不偿失的时候，会做出理性的回乡选择，而非像托达罗模型认为的那样总是由农村流向城市。
　　托达罗模型存在的主要缺陷验证
　　托达罗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的动因、决定因素和对城市与农村的影响等，并且首次提出了"就业概率"，是对传统人口流动模型的重大修正。但仍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托达罗模型中提出"城市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无益于解决农村失业问题，应当发展农业，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以缩小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减少农村中愿意迁往城市的人口数量"。但是该模型没有考虑到农村人口收入的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根据凯恩斯主义观点，随着农村人口收入的增加，消费也逐渐增加，这相当于扩大了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拉动了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又扩大了城市的就业机会，使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大量增加，吸引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形成良性循环（崔民初，2002）。
　　第二，托达罗模型观点中还提出"越贫困的地区农民迁移的动机越大，即贫困的地区有更大的迁移潜力，因此会有更多的劳动力转移迁移出来"，然而笔者在利用数据回归分析之后，得出了与之矛盾的结论。
　　选取陕西省丹凤县商镇10家农民住户近十年人均收入Y、人口数X1、月可支配收入X2，建立函数模型Y=β0+β1X1+β2X2+μ，用eviews模型回归可得结果，如图1和表1所示。
　　回归方程：
　　Y=-0.9755677936+104.3145898*X1
　　+0.402189905*X2
　　由于R2=0.979727接近1，所以回归方程拟合了大部分样本数据，拟合优度较好。
　　F检验：由表1可知F-statistic=
　　362.4430，查自由度α=0.05的F分布表得F（2，15）=3.68。F-statistic=362.4430>F（2，15）=3.68，所以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即人均支出Y与人口数X1和家庭月可支配收入X2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t检验：查t分布表，t0.025（15）=2.13，表1中│β0│=0.032173<2.13，所以β0迁移吸引力对人均收入Y没有显著性影响。β1=16.27592>2.13，所以人口数X1对Y影响显著β2=3.456776>2.13，月可支配收入X2对Y影响显著。这就否定了托达罗的第四点假设论断。
　　托达罗模型在我国城乡统筹政策中的缺陷
　　（一）户籍制度表现出"二元"歧视
　　户籍制度是为管理控制城市人口流动和城市规模与利益分配稳定的重要措施，这样不仅使得城乡之间更加突出的表现出地理上的二元特征，同时还使农村劳动力的自由移动受到极大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就业、就学方面无法得到与当地居民平等的机会和待遇。
　　（二）就业政策表现出弱导向性
　　政府出于对显性失业的重视，却忽视了隐性失业，从而面对城市居民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时，对外来的农民工采取差别化的就业政策，伴随的结果一是不平等的就业机会；二是城市中有诸多为就业及再就业提供服务的机构组织，而农村却很少享受到这样的服务；三是由于户口等因素差异，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薪酬福利水平低于城市劳动力；四是由于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很少提供给农民工再培训的机会；五是就业政策的区域排他性。以上这些因素影响着城市和农村的均衡发展，加剧了二元效应，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三）城乡分割导致资源利用障碍
　　城乡分割（范恒山等，2009）是指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将城市和农村两个地域单元独立开来，往往以发展农业来支持工业积累，以落后农村来支持城市优先发展。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城市公共物品有财政保障，而农村公共物品投入则长期不足。首先，这种分割理念认为城市发展是中心，从而忽略了对乡镇个体发展的统筹与全局性协调，进而造成乡镇发展布局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其次，乡村这种不规范的发展运行体制带来较大的分散性，与之伴随的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分散化，加大了环境压力，阻碍本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最后，由于乡镇企业所能获取的各种资源有限、规模有限、市场狭小等缺点，使其无法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未能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效率。
　　（四）土地制度分散化导致要素价格扭曲
　　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流向。主要表现在：第一，土地使用权转让困难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我国《土地管理法》第15条第二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有本经济组织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县人民政府批准"。这为土地转让设立了障碍，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影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第二，有限的土地资源呈分散化分布，无法规模耕作经营，导致稀缺的土地资源生产率更低，不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另外，稀缺的土地并没有极大地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是由分散、传统、保守的农民进行分户经营耕作，这种模式显然未充分发挥有限土地资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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