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文关怀被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彻底抛弃。在斯密那里，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无论在《道德情操论》还是在《国富论》中，斯密对“经济人”的自利性都是置于道德、社会公正和法律约束之下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抛弃了斯密的伦理学传统，完全将“经济人”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人”，将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当成是“经济人”的惟一理性[7]。

　　（二）伦理经济观缺失所带来的后果

　　首先，财富最大化目标远远超出对其他目标的追求，导致财富创造的同时往往伴随生态和社会的失衡。“经济人”在自我利益最大化理念的驱动下，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丧失，其行为导致社会诚信危机、食品安全危机、生态环境危机事件频发，直接危害到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可以无视社会道德和法律约束，做出对己有利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如生产过程中降低环保要求，任意排放污染物；商品市场上假冒伪劣泛滥，商品质量和企业信誉缺失；企业内部无视员工安全，恶性生产事故不断；企业之间相互诋毁，恶性竞争；官商勾结，与民争利，等等，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三观”尽毁。

　　其次，鼓励“经济人”自由竞争的制度设计日益加剧社会的阶层分化，社会和谐出现危机。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强调优胜劣汰，个人禀赋差异的客观存在，强势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社会呈现阶层分化甚至阶层固化，普通人的生存压力巨大。社会各阶层在收入和财富占有上差距的扩大，也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缺乏安全感。

　　综上所述，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经济人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是一种缺乏伦理内涵的经济观。这种经济观对经济个体和经济与社会系统运行是有害的，甚至会使人性扭曲和整个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三、和谐社会伦理经济观的重塑

　　“社会和谐是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8]。社会和谐要实现科学发展，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树立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人们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遵守法律，合理追求自身利益和个人发展。

　　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自我利益最大化”经济观已经完全偏离了中西方传统思想中对“经济人”（经济主体）所赋予的伦理内涵，不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因此，必须继承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结合时代发展重塑伦理经济观。现代伦理经济观的重塑必须对“经济人”理性进行改造，赋予“经济人”以现代伦理内涵。主要对策是：

　　一是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经济人”是具有合法追求自我利益动机和行为的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效率性与协调性。”[8]“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发展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保护“经济人”的合法自利和合法取得的私有财产，才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增加个人和社会财富总量。

　　二是从实现人类发展目标角度，需要具有社会伦理道德意识的“经济人”。实现公平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类发展与社会公平同为社会进步所追求的目标，但是人类发展必然以社会公平为前提。”[9]因此，人类发展包含着公平的发展，社会不公平也必然不利于人类发展。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基本的社会保障和个人基本权利，都是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证，“经济人”的伦理道德意识培养是实现人类发展目标的基础。

　　三是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角度，需要具有社会公正和法制意识的“经济人”。诚实守信、公平竞争、遵纪守法应成为经济人的伦理底线。和谐社会内生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社会的公正、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必须维护社会公正，合理合法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四是从实现社会和谐角度，“经济人”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10]。由于市场机制运行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扩大，贫富两极分化，一部分人群会沦为社会弱势群体。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四、新伦理经济观重塑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意义“和谐社会”意味着权利、平等、自由和公正，伦理经济观重塑有助于指导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伦理经济观是法制社会建立的基础

　　“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关于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能感到安全，以致人民对于人们遵守契约的信任心，没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设想政府未必经常地行使其权力，强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发达。”[4]473。法制社会的建立需要一个有责任的政府来承担，有责任的政府必须是具有伦理经济观的政府，通过法制维护经济、社会的正常秩序，保障社会安全。

　　（二）伦理经济观有助于形成一个权利平等、公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