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凯恩斯革命”之前的所谓正统经济理论，否认货币在产出和就业中的作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这些正统经济学家对货币作用的观点可以表达为“货币中性”、“货币是面纱”等。他们认为，货币对真实经济活动的演进是无足轻重的，经济失衡无论多么严重都是短期的。因此，货币不能对真实经济的均衡产生持久的影响。

　　与正统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反，货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并且，“货币因素本身就是维持历史延续性的重要因素”。[1]177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更是强调，“只有货币是重要的”。然而，如果高收益率引诱货币持续地流入某个产业，该产业很可能由产能过剩逐渐走向增长型衰退。克鲁格曼指出，一个经济体在增长，但增长速度不足以赶上该经济体产能的扩展，于是闲置的机器和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这就是增长型衰退。[2]62

　　经济中不少产业存在着产能过剩，有的产业已经演变为增长型衰退。某些区域以“鬼城”为特征的房地产产能过剩，正在引发社会的关注与思考。2013年3月20日，以无锡尚德的破产重组为标志，曾经风光十年的光伏产业，在产能过剩中陷于困境，“无锡尚德之路”成为增长型衰退的典型。

　　某个产业的产能过剩与增长型衰退固然有许多因素，但货币的作用至关重要。货币“收益选高”引诱的不利货币供给冲击，是造成产能过剩与增长型衰退的货币性因素。许多典型案例说明，货币既能够成就一个产业的兴旺——货币的正面责任，又可以导致一个产业的破灭——货币的负面责任。

　　本文以传统产业房地产和新兴的光伏产业为例，进行产能过剩与增长型衰退“货币责任”分析。

　　二、产能过剩与增长型衰退的货币因素

　　（一）货币“收益选高”与增长型衰退

　　货币“收益选高”是指货币从低收益率向高收益率产业流动的态势，这种形式的货币流动形成对产业的货币供给冲击。当这些产业与货币供给量相匹配时，就是有利的货币供给冲击，短期内将促进产出和就业，长期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相反，当货币供给量超过这些产业所需要的货币量时，就是不利的货币供给冲击，产能过剩与增长型衰退成为这种冲击的后果。

　　货币“收益选高”引诱货币在国际间的流动，导致货币流入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甚至招致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例如，1981年里根政府声称“重振强大的美国”，于是开始推行强化美元的政策，大幅提高国内利率水平。1982年底，美国与日本和前联邦德国之间的法定利率之差分别为3%和3.5%，1983年底分别增至3.5%和4.5%。1982年和1983年，由于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等国的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其资本账户产生了巨额赤字。

　　为了恢复衰退的美国经济，1981年里根政府的《经济重建租税法》，对不动产投资税额减免和加速折旧，其中，将税率从70%降至50%[3]66-67。这次大幅度减税使政府的财源严重不足，为了弥补政府的财源便大量发行国债，国债的发行促使市场利率（市场利率实际上就是资产的收益率）进一步上升。1981年中，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超过19%[4]45。高利率吸引各国更多地持有美元，从而促使美元升值，仅1979年至1985年初美元升值高达80%。美元升值所产生的影响是净出口自1980年至1986年下降了158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1983年GDP的3%。贸易冲击导致了50年来最为严重的衰退[5]514。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府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信贷资金借此流入相对高收益率的房地产，推动了房价的持续上涨。巴曙松认为，房地产具有金融资产属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信贷刺激，使房地产的金融资产属性不断加强，受货币供给量的影响逐渐显著，从而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6]92-98。

　　货币供给冲击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千百万人的“居者有其屋”梦想逐渐成为现实。不过，房地产市场繁荣的背后隐含着产能过剩的危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推算，截至2010年，全国的住房存量为179亿㎡，合计2.2亿套，按当年常住人口的家庭计算户均为1.02套[7]；国家统计局2013年4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为42441万㎡，在施工面积为352992万㎡。按照人均30㎡计算，能够解决1.2亿人口的住房问题。上述两组数据，既说明了住房供给的现实和前景，又透露出房地产市场产能过剩的信息。

　　从上述结论与现实来看，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不均衡状态表现为“供求缺口”：有的地区因人口密集存在着刚性需求，价格上涨迅速更适合投资或者投机，从而形成住房的短缺；有的区域因产能过剩形成住房的过剩。如果住房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内严重过剩或者空置，这就是“鬼城”的出现。例如，昆明市呈贡区10万套住房无人居住，还有大量写字楼空置；鄂尔多斯市的“鬼城”——康巴什新区已经开工近10年，依然有很多空房；江苏常州市因其新城区“南部新城”楼盘集中，且大量商品房积压，被称为继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之后的又一座“鬼城”。

　　对于“鬼城”现象不断蔓延的问题，社会舆论和理论界有多种解释。譬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模式，等等。不过，这一现象决定性的因素是货币“收益选高”所致。高收益率引诱房地产企业不断追加投资，其他生产领域的企业携货币涉足房地产；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取向青睐高收益率的房地产。货币力量的推动使房地产的产量剧增，“鬼城”因此而产生。虽然“鬼城”是特定区域出现的现象，并非房地产市场的主流。但是，“砖瓦和灰浆”在短期内的堆积而出现的过剩，如果没有货币的超量注入，“鬼城”也许不会出现，货币责任的确难辞其咎。因为，如果高收益率是“诱饵”；那么，上钩与不上钩的选择就取决于“鱼”自己了。

　　在诸多的新兴产业中，的光伏产业曾经风光无限，其市场份额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一度超过60%，2007年～2012年其增长率高达100%。2007年9家企业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总市值最高时达320亿美元，无锡尚德的股票价格曾涨至85美元/股；“太阳城”、“光伏园”之类的产业园超过300个，其中，投资上千亿元的产业园多达几十个。光伏产业伴随着急剧扩张的是其高收益率，在该产业近乎疯狂发展的时期，有些生产环节的收益率高达50%以上，最高达到139%。

　　新能源是国家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机构首推国家开发银行。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开始进入境内外的大型光伏并网电站融资，2009年～2010年间向光伏产业提供了将近2500亿元授信。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光伏产业在一定时期内什么样的规模是适度的，其规模是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的。那些最终被光伏产业所拖累的金融机构，似乎都被短期内的高收益率所迷惑。于是，超额的货币量注入光伏产业，迅速催生着该产业走向增长型衰退之路。破产重组的无锡尚德的债务高达23亿美元，其中，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银行等在内的9家商业银行对无锡尚德的授信余额折合人民币达到71亿元。对这些商业银行来说，“无锡尚德之路”的结局肯定是始料不及的。

　　商业银行对曾经是全球最大太阳能晶硅片生产企业的江西赛维的金融支持同样极具代表性。该公司截至2011年3月末，共获得超过15家中外资银行总额253亿元授信。这样的金融支持力度，无疑是该公司迅速崛起的货币源泉。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公司2007年～2011年的总资产在同比递减的同时，总负债由2007年上市时的6.17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60.1亿美元，总负债年均增长率高达147.27%。

　　光伏产业的处境固然有贸易保护主义为目的的反倾销等原因，但反倾销与产能过剩并没有必然联系。对现代经济中的货币供给而言，整个银行体系对货币的创造与消亡起着决定作用。如前所言，银行体系对信用的扩张与收缩，既能够成就一个产业的兴旺——货币的正面责任，又可以导致一个产业的破灭——货币的负面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