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政策价值的基本特征是其价值选择性。外语教育政策中对做什么、不做什么、鼓励什么或禁止什么，从国家政策层面、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规定，实质上就是政策制定者基于特定历史时期不同主体需求、权力制衡和利益分配所做出的一种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是一种集体选择或政府选择，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在自身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它蕴涵着政策制定者对于政策的期望或价值追求，体现了政策系统的某种价值偏好，表达了外语教育政策追求的目的与价值。其次，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具有“非历史性”的特征。教育政策等公共政策一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制定的权宜之计。从历史研究视角，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对另一个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不具有可比性和较高的参考价值，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国内情况、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都不尽相同，甚至有时是截然相反的。例如中国1953年取消英语专业，施行俄语一刀切的外语教育政策就是时代的特定产物，因为政策“决策者的决策顺序是首先满足社会现实需要，其次满足学理需要，最后满足政策群的横向和纵向一致性的要求。”相反，国际间外语教育政策的共时研究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研究价值。第三，外语教育政策价值的另一个特征表现为教育政策价值的合法性，也称之为合目的性。外语教育政策的合法性是对其价值选择是否是对社会范围内的教育利益进行了合理分配，是否能使利益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和满足的一种检验和评价。外语教育政策的合法性特征本质上是外语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合目的性，价值选择符合主体的需要、利益诉求、价值理想的政策抉择。不合法、不合目的的外语教育政策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例如加拿大在其英国殖民统治和建国初期，曾采取强硬的同化政策。这一治国理念反映在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中，集中表现在对法语的压制和同化。但这种极端的盎格鲁化的语言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无法满足社会现实需要，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不断根据我国不同时期国家战略发展、社会经济需要的不同特点进行着调整和改变。全球化时代，在国际主流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观照下研究影响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价值取向的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外语教育价值理念从“内生化”向“全球本土化”的转变。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不仅要有政策内生化的战略考虑，还要符合本国语言教育、发展的历史传统和实际现状，关注全球化对语言学习者从语言知识的“输入”到语言能力的“输出”转变的强调。要以国际先进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为参照，以增强国民综合素质，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其次，外语教育考试评价体系的改革。我国传统外语教学依据外语《教学大纲》所描述不同层次学生应该掌握的具体单词量、语法点、阅读速度等外语语言知识的离散性量化规定组织编写外语教材、出试卷、统计学生的通过率、评价学习者外语水平。这种传统把学习者外语语言综合能力用相互独立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来划分，使我国外语教育长期陷入“应试教育”、“耗时低效”的泥潭。我国应借鉴《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用“能做什么”（can-dostatements）对外语语言能力进行定性整体描述的评价理念，从战略高度指导全国的外语教学不应仅从词汇量、语法规则等分散的语言知识技能来衡量学习者的外语语言能力，更应衡量学习者在一定语境下使用外语的综合能力。

　　全球化时代，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伴随着外语教育改革实践的论文网站推进需要加快进行优化调整，这不仅关系着能否培养和储备适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及国家安全战略需要的合格外语人才，也关系到我国外语教育能否健康持续发展下去。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应该秉承动态、开放的原则，在加快转变价值理念的前提下，从加强外语教师教师培训制度和资格认证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外语教育考试评价体系两方面入手，切实推进新世纪我国外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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