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学者郑文君运用新批评理论中的“张力说”分析苏轼诗歌，注重文本内部研究，观点新颖独到。郑文君的研究具有长于分析，逻辑性强等特点。从研究之研究的层面探索苏轼躬耕东坡时期的诗歌，旨在通过介绍分析英语世界中的苏轼诗歌研究的内容和特色，为国内学界的苏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东坡八首；新批评；张力说；人格完善；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4）04-0085-03

　　[作者简介]许磊（1988—），女，江苏仪征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海外汉学和中外文学关系。

　　作为独立学者、翻译家和作家的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的郑文君（Alice W.Cheang）用英文创作的《诗歌，政治，哲学：作为东坡居士的苏轼》（Poetry，Politics，Philosophy：Sushih as The Man of The Eastern Slope）一文，将东坡八首系列诗歌置于政治流放的大背景中，并运用新批评理论中的文学张力说深入挖掘文本的多重含义，体现了中国传统诗歌研究方法和西方文论的有机统一。

　　一、苏轼诗歌的张力

　　文学张力说源自英美新批评派理论家艾伦·退特，他指出“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1]130。换言之，在各种对立文学元素构成的统一体中，各方并不消除对立关系，而是互相衬映、抗衡、冲击，使读者的思维不断在各方中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影响下产生的立体感受。郑文君指出“苏轼的东坡八首系列诗歌代表着诗意的语言表达和组诗创作方面的全新的重要实践”[2]387，即苏诗在文字探索方面呈现出新进展。郑氏在文学张力说的视域下，从语言、意境、叙事、角色等方面对苏轼诗歌进行了详细阐释，笔者将分述之。

　　乔姆斯基的语言结构论认为文学语言的深层结构扩展了表层结构的内在意义场，文学语言从字典诠释式的一词一义的狭隘理解中解放出来，通过有限的手段和组合原则去表现无限的客观世界与人的心灵世界。经受西方传统学术训练的郑氏对新批评理论稔熟，并能化用这些理论如庖丁解牛般分析中国诗词。如苏轼《初到黄州》“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不甚起眼的两句，在郑氏的眼中别出心裁却又契合苏轼诗歌内在旨意。她认为诗句中两处世俗细节的生动性体现在句子本身的悖论中。“无补丝毫事”是苏轼忏悔自身无用，可实际上他对诗歌和实务有极大贡献；对于“官家压酒钱”这一“善举”，初读之似觉苏轼认为无用之人不配享有，而事实大相径庭。再如郑氏根据燕卜荪复义说指出《东坡八首》（其八）中“施一当获千”的三种解读：一是告诫性话语；二是得意的姿态；三是诗歌指示对象不明，可以是友人或诗人自己。郑氏的分析反映张力形成于诗歌语言能指和所指的矛盾组合中，特定语境中的有限所指涵纳了无限所指。

　　刘若愚认为诗歌探索不同的境界。[3]120诗歌中的实境是实际写出来的景、形、境，而虚境是从中延伸出的想象空间，其对实境产生冲击生成张力。“活跃生命的传达”“最高灵境的启示”，宗白华把虚境的博大深邃描述得淋漓尽致。《东坡八首》（其六）：“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想见竹篱间，青黄垂屋角。”郑氏认为诗人从现实意图出发，以想象结束。苏轼眼中的橘子并不用以食用或作为礼物赠送，而是用来欣赏的美的化身。橘子是物质实体（“果实”），在将来获取；对橘子生动色彩的想象是非物质的，可现在享受。因此，苏轼追求饱足的过程中首先获得精神愉悦，食不果腹却体验了人生之乐。《东坡八首》（其八）：“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我今反累生，借耕辍兹田。刮毛龟背上，何晨得成毡？……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郑氏认为，此诗中苏轼不再对未来做虚幻的猜测（虚），而是努力克服当下生活的艰苦现实（实）。郑氏将境界的虚实与语词的双关糅合在一起，可谓见解独特。

　　诗歌叙事置于一定的时空维度中，文学语境中的时空可将现实时空进行压缩或延展。《东坡八首》（其三）：“自昔有微泉，来从远岭背。……去为柯氏陂，十亩鱼虾会。……昨夜南山云，雨到一犁外。”郑氏认为其三相较前两首，时空视野更为开阔。时间从“过去”延伸到“昨夜”，投射到将来，“不同时间的经验并置在同一的舞台上，中间，无需通过说明与解释，便呈现了其间所潜孕着的张力与冲突，而时间与人事的变迁与变幻都尽在‘不言’中”[4]24；空间上从“远岭背”延伸到“柯氏陂。”此诗中，“东坡”不再是孤立地点，它具备了与其他地点有关的历史序列性。《东坡八首》（其四）：“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郑氏认为此诗中诗人思绪从眼前的东坡绵延到故乡蜀地，又从另一个时空追溯了更久以前的自我。此诗描述性的部分无明确主题或时态指向，使诗歌具有一种悬浮于时空中的奇特效果，这使整首诗作为从诗人年幼时在蜀地的回忆性观察的视角阅读成为可能，也可将其解读为指涉来年丰收。

　　苏轼诗歌的张力还通过角色的矛盾性体现出来。苏轼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是地主阶级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人格化身，他身上有一种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入世精神与对人生的空漠态度之间无法化解的矛盾。苏轼诗中的“退隐”是对社会及整个尘世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和企求解脱。事实上对社会的退避无法实现，所以这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嬉笑怒骂，皆成文章。[5]160-162 郑氏认为《东坡八首》（其八）迂回曲折地捕捉到了人类之声的语型变化：时而戏谑、时而严肃、时而羞怯、时而轻率唐突、时而隐忍克制。正如卜松山所言，尽管苏轼的人生经历是“儒家”式的，是“入世”的，但其内心，或许由于经历过太多失望和打击，却倾向一种出世的态度，因此他常常在道家及禅宗佛教的思想中寻找方向。这种原本不协调元素的融合，正是他作品及个人魅力所在。[6]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