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与汉代共通教育问题探讨

　　在东西方教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般学者都非常关注其教育现象中存在的差异，以求能够借鉴其发展过程中的先进经验。“借鉴”是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的一把利器，“借鉴”既能够开阔人的思维，也能够避免一些艰难的探索过程，并迅速向“先进”靠拢。然而，这把利器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能发挥其积极功能，也不是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

　　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似乎更多是处于被动吸纳的位置。当侵略者用武力打开国门的时候，新旧冲突强烈，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模仿先进国家的经验以及由政府行为发动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教育改革走上了“后发外生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当然，“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各种主客观原因决定了我们必须首先向“先进”学习。进而，“如何学习”便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由于斩断了原有的自然发展逻辑，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走过不少弯路。纵观近现代教育的发展，我们更多围绕的是“国外与我国的不同点是什么”“国外哪里是我们所缺乏的”等问题。这让我们更容易从寻找差异的角度看待问题，因为这样更能够看清我们的差距在哪里，我们需要学习什么。但是，这种思维的起点容易产生“国外教育优于我国”的预设和思维倾向，并认为“差异的东西即我们所缺少的，也就是好的、先进的东西”，从而导致盲目学习。其实，造成“差异”的原因有很多，有些是客观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差异，有些是人们主观选择的差异。所以，我们要对差异进行分析，为什么会造成差异、这种差异我们能否直接或本土化地学习以及我们是否具备学习的土壤等，都是需要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看清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与世界沟通和交流的愈加频繁，各国都在面临一些共有的问题，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变换一种角度，人类教育发展历程中各国都面临着一些共通的教育问题，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由于不同原因各国呈现出不同的教育现象。我们对于别国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原因与现象、使用条件和效果的关系，以便寻求规律以及判断其方法应该如何为我所用。这种借鉴思维能够增强国际交流与对话的可能性，也能够更为客观、理性地看待国内外“差异”。运用共性思维看问题并不是要忽略差异，而是更多地以理解、平等、客观的心理准备状态去处理和看待差异。本文就将尝试以此种研究思维窥探古罗马与汉代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教育问题，以求对其有多方位的认识。

　　一、文化教育思想的碰撞与选择

　　不同思想文化的共存与竞争可以说是人类世界的奇观，也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它不会停滞于任何历史时期，并且往往会充当操控社会的幕后主角。其中各种微妙的或者颠覆性的变化左右着这个世界的诸多现象，古罗马和汉代也不例外。

　　古罗马面对的是征服地与被征服地文化教育思想的碰撞。碰撞之初，古罗马选择积极向先进文化学习的姿态，教育领域也进入了希腊化时期。罗马共和后期的教育体系是以希腊化模式为样本进行建构的。约在公元前3世纪，获得自由的安得罗尼库斯在罗马开办了第一所中学性质的学校，它完全模仿希腊化时期的“文法学校”，课程包括希腊文法、戏剧、诗歌、散文、神话等。至于罗马的高等学校，则完全由希腊化时期的“修辞学校”移植而来。1希腊培养雄辩家的学校教育就代替了罗马王政时期以培养农夫和军人为目的的家庭教育。不可否认，学习希腊，在奠定拉丁教育基础和教育制度化进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面对被征服地的先进文化，学习似乎成为了一种“本能”的反应，然而被同化和在保持自身主体文化基础上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二者只是不同的选择并无优劣之分，虽然古罗马有过前者的倾向，但是最终还是更多地走向了后者。

　　随着希腊文化教育的引进及其与罗马文化教育传统的冲突，人们开始关注和探讨教育问题，代表人物有加图、瓦罗、西塞罗、塞涅卡、昆体良和普鲁塔克。现实促使罗马的思想家们进一步认识希腊文化和教育，并寻求到一种既能保持固有的传统，又能接受高度发展的希腊文化教育的管理方式，从而促进了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2也正是由于罗马人对现实的理性把握和反思，才造就了灿烂的、带有明显拉丁特色的拉丁教育。罗马“文法学校”继承了许多希腊式“文法学校”中开设的课程，但这些科目毫无例外地都带有浓厚的拉丁色彩——注重实用。雄辩术失去了它过去就政治问题发表演说、进行辩论或影响公众舆论的作用，人们只是在法庭上还需要雄辩术进行控告与辩护，于是雄辩家变成了辩护师或律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罗马人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了政治和军事上，因此在其高等教育中，希腊人引以自豪的哲学学校从未在罗马建立过。1到了帝国后期，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层面，拉丁学校基本取代了希腊学校，在国家对教育高度控制的环境下，古罗马教育在发展的同时回归了原本的特色。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古罗马在面对文化教育思想碰撞与选择时的态度，而笔者认为古罗马能够称得上是秉承这种态度的典范。

　　汉代面对的是国内不同学派文化教育思想的碰撞与选择。汉代初期，鉴于秦朝用法术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采用经过改造后的道家学说——黄老之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黄老之学成为一时风尚。3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统治者采取了重视知识分子、允许开办私学、废除“挟书律”的教育政策，这必然会给教育的发展、学术的繁荣提供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使各学派特别是儒学得到了发展。到汉武帝时期，汉朝经历了一次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新选择。在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要求统一思想意识的诉求下，选择了正君臣之分、严上下之别、与官僚政治之尊王主义及农业社会之安定倾向无一不两相适合的儒家学说。加之贾谊、董仲舒等学者的积极觐见，使汉武帝推行了“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并实施了兴太学以养士、重视选举等教育措施。自此以后，教育及其思想与儒家学术两相结合、密不可分。儒家以其包容性、更现实和更积极的实践性成为了历史的选择，也成为了文化的深深烙印。

　　无论在古罗马还是汉朝，教育文化思想碰撞的结果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质变并丰富着人类的教育文化体系。虽然在某一历史时期会表现为某一种文化教育思想占主导位置，但他们之间因为碰撞而存在某种联系。古罗马教育虽然到后期凸显了拉丁教育的特色，但其仍保留了中等教育重视语言学习、高等教育重视雄辩才能培养等希腊教育的印记。而的新道家洗去了庄子寓道于德的思想，并通过积极发挥，扬弃了传统道家社会批判的一面，潜在地走上了与儒学同一的思想路径。3看到这种联系、承认联系的存在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碰撞带来的结果，并客观地认识和解释某些教育现象。

　　在文化教育思想碰撞中，社会思想领军人物和政治等方面的社会需求对文化选择起到关键作用。古罗马和汉代的社会思想领袖在对于文化教育思想的选择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的积极进取和努力引领了社会思想的走向，这是人类主观能动性在任何国家和历史时期的显现。统治者的意志在进行文化选择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汉代体现得尤为突出。在封建社会，文化教育更多是被当作统治者的工具。统治阶级需要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控制，因此更加强调思想的一致性和民族性。如此一来，他们会采取控制教育和只允许其认同的主流思想存在等方式，从而妨碍了思想和教育发展形式的多样性存在。可见，文化教育思想的选择是一个多重因素的复合体，其形态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教育体系的发展

　　古罗马和汉代的公立教育体系发展顺序是由上而下的。统治者普遍关注的是中、高等教育，对小学教育不太重视。古罗马的小学发展水平一直不高，小学主要以平民子女为对象，经济上的限制使得小学不能有太大的发展。因此，小学教师的工资微薄，地位低下。4而汉代的小学教育是地方学校体系中的庠、序，事实上当时的中小学等级并不是十分明显，而且中小学没有正式的名称，也因地方政府设立的学校时兴时废，儿童和青年教育多半附托在私塾里头。5当时社会教育的主要作用是为国家培养统治者和官吏，这些能力的培养主要是在中、高等教育中实现的。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决定了不需要在公立教育体系中培养劳动者，同时统治阶级通过控制被统治阶级的教育权来控制其思想，这必然会导致低层次教育不能普及。而且，当时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的缺乏，使人们无法认识到人各个发展阶段尤其是儿童时期的教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的至关重要作用。

　　私学是公立学校体系的补充。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立太学以教于国”的政治主张后，官学成为汉代政治教育和经学传播的主导力量。但具有独立学术特色和传播方式的私学，并没有因为官学的蓬勃发展而被削弱，相反成为官学教育的有益补充，特别是保存了五经之外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承。6然而，在罗马共和时期末期，被它征服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为了巩固对被征服的国家和氏族的统治，国家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对初等教育（私立）实行国家监督，把部分私立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改为国立，以便于国家对教育的严格控制。7私立教育应该说是教育领域中一种比较活跃的教育形式，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形式。私立教育管理、私立与公立教育的关系也是我们一直探讨的问题，私立与公立教育此消彼长的现象在教育史中也很常见。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对于私立教育也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三、教育的形式化倾向

　　随着帝国时期文化教育受国家控制的程度加深，古罗马教育丧失了共和时期的活力，逐渐远离了社会生活，走向形式化。文法学校使用学科减少，学习文学已不再是为了文学欣赏，形式主义倾向日益严重；修辞学校中，雄辩术内容流于空泛，一味追求丰富的词汇和华丽的形式。8帝国时期官僚制度的发展也使罗马教育开始了国有化进程，逐步建立了一套为帝国政治统治服务的国家教育制度。形式化、统一化的教育束缚了人们的自由思维，更容易对人们的精神进行控制。

　　汉代以儒术统治天下之后，形成了致力考据、遵守家法的学风。当时所有的鸿生巨儒莫不注一生时间于考据、训诂的工作之中。这种研究方法缺乏展开思想的机会，于个人修养及行为的指示毫无作用，不过养成一般书生而已，形式化倾向凸显。这无形中也是对于文人思想进行了控制，以保持政治思想的稳定。

　　从古罗马和汉代教育的形式化倾向现象来看，其政治目的都是为国家培养大批效忠的官吏和忠诚的臣民，以形式化的教育和学风控制其思想，教育的政治气味较为浓重。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活实际相联系等教育功能被排除在外，这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教育表现形式与特点。

　　综合以上分析，不同国家的教育发展都会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出现共同的教育现象，其本质上也存在着一些共通的规律，只是表现的形式略有差异。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和人们的主动选择形成了中外面对相同教育问题的不同解决路径。运用共性思维，客观理性地剖析教育现象的社会背景和处理方式能够使我们看清现象背后的本质，进而使先进经验得到本土化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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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吴式颖.外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8]周采.外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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