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语文教育的视角，本文研究了口语与书面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统一、分离、再统一的演变过程，以及在各个时期语言教学随之所出现的变化与发展。

　　关键词：口语 书面语 历史演变 语文教育

　　口头语言（以下称口语）和书面语言（以下称书面语）是语言的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各具特点。口语是通过口（说）耳（听）进行交际的语言形式。书面语则是通过手（写）眼（读）进行交际的语言形式。叶圣陶先生说：“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1]730这就是说，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叫做“语文”。文本于语，是说文的来源是语，书面语是从口语发展来的。从语文教育视角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口语与书面语关系经历了一个统一、分离、再统一的演变过程。研究二者关系之演变，我们亦可探寻到语言教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

　　一、先秦时期，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和谐统一，口头语言的训练较受重视

　　从西周的官学教育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教育，语文教育主要体现在“言语”课程之内。“言语”泛指言语表达的教学，包括了口头与书面的表达。但由于先秦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风盛行，外交往来频繁，口语交流比书面语交流的机会要多，所以“言语”之教，势必也要侧重于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

　　西周的官学，继承了前代以“六艺”为教学科目的制度，其中“乐”是一门主课，内含乐德、乐语、乐舞三门。“乐语”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这几项内容，兴、道、讽、诵均为言语技能、技巧，有口语、书面语两种表现方式。孔子很重视“言”“文”的学习，所设四科教学：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言语就是一科，并培养了宰予、子贡等能言善辩者。他强调语言表达的重要性：“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论语·宪问》）；“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墨子比孔子更加注重口头语言表述的重要性和科学性：“谮慝之言，无入于耳；批扦之声无出于口”（《墨子·修身》）。荀子强调“君子必辨”，“乐言之”（《荀子·非相》）；认为言论要内容正确恰切，讲求实效：“言而当，知也”，“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荀子·非十二子》）

　　先秦诸子百家多是能说会道、出口成章的人，他们的作品例如《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都是接近当时口头语言的表达，作品中善讲故事和寓言，以小喻大，语言浅近。从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看，口语书面语关系基本上属于听说与读写一体、侧重于听说的状态，究其优点：其一，顺应社会需求，对口语表达能力教学的重视和实践难能可贵。其二，认识到口语和书面语都是人的传达交流活动，二者的某些基本的要求和规律是相似的，能够抓住某些基本的东西，进行语言训练。其三，口头语言是书面语言的基础，写文章从记录口头语言开始。

　　二、秦汉之后的科举时代，口语书面语严重分离，书面语言受到重视

　　自秦汉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逐渐分离，历代文风深受以文为本的影响。

　　汉代的考试方式有“对策”“射策”两种。“对策”是根据皇帝或学官出的有关政治、时事方面的题目作书面答卷，也称策问或策试；“射策”侧重对经义中的疑难问题的解释和阐发。二者基本上考的都是“写”的能力。写作教学已经从先秦言语教育说写不分的课程形态中分离出来了，书面语表达受到重视。在这期间，虽有不同的观点出现，如汉代王充为了驳斥“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的谬论而首先提出了“言文一致”的主张，但是这种主张始终没能抗衡过政治及科举制的压力。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度日趋定型，仍以策问为主，加试诗、赋各一篇，进士科的考试往往更看重诗、赋。及至宋代熙宁四年又转为考“经义”为主。这些都使得言与文严重分离。这期间虽有唐宋八大家文章的影响，若我们只从文章的语言形式上去分析，无疑会发现唐宋八大家虽然主张“惟陈言之务去”，但实际上“古文运动”和“文以载道”的文章创作思想又无意识之间支持了言文分离。明成化以后，“经义”进一步规范化，俗称为“八股”。八股文一直沿袭至清末。科举应试注重写作能力，在课程形态上，自然是“以写为主”。这就更加加剧了口语书面语的分离程度。

　　三、五四时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口语书面语再次趋于统一

　　五四运动以后，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国内许多学者重新对语言教学给予关注。较早提出这个意见的是庾冰，他说：“语言（口语）为文字之母，文字者不过为语言之符号，语言之与文字具此密切的关系，故教授文字莫不由语言入手。”[2]4一些现当代语文教育思想家既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白话文的写作者，他们均对口语书面语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断。

　　叶圣陶一生都在强调：作文与说话是一回事，文与语必须一致。他把作文叫做“写话”。 40年代正式提出语（口语）和文（书面语）一致的观点——“现代人要写现代的语言，这当然达到一个结论：语文一致。”[3]20950年代，又提出“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4]454的观点。吕叔湘也指出：“语文教学应该语言和文字并举，以语言为门径，以文字为重点，达到语言和文字都提高的目的。”[5]315张志公先生也赞成言文一致。他认为：“忽视口头语言必然会回过头来削弱书面语言能力，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全面降低语言能力。”[6]130

　　这一时期语文教育中重文轻语的现象有所改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正式提到语文教育的日程。1923年颁行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中，从一至六年级，每个学年均有“说”的教学要求。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国语课程标准》，清楚地界定了“说话”的目标、教学方法、要点、总则等等。1949年建国前夕，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将学科名称“国文”、“国语”改为“语文”，对“语文”的定义解释体现了对学生进行口语和书面语训练的特征。二是作文教学中注意到了书面语、口语的综合训练。三四十年代的“课程标准”中在“作文”教学中包含了“口述”内容。1950年至1964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将原有的“说话”归为作文教学，即口头作文。

　　从五四运动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口语教学有了初步发展，但整体上仍大大逊于读写教学。二、三十年代的口语教学主要强调学生“说”，会叙事、表达即可，训练单一，缺乏互动及信息交流。解放后至文革结束，虽有许多教育家的深刻论述，但除了前面所提1950年至1964年口头作文归入小学作文训练，五六十年代的中学语文大纲就没有提及言语方面的教学，强调的是文学教学、汉语语法教学。

　　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教育新时期，口语与书面语并重成为语文界的共识

　　在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大势下，在素质教育的呼声中，语文界也开始真正认识到缺少言语教学的语文教育是不完整的语文教育。口语与书面语并重在语文教改中得到体现。

　　口语交际初步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学体系。1992年版《语文教学大纲（试用）》小学与中学均为听、说、读、写四条线并行。2000年版《语文教学大纲（实验修订版）》，将听说统一，提出“口语交际”的概念。2001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关于口语交际的理念更为明确，对于口语交际的重要性、训练要求、教学形式等进行了阐述。中学语文教材（人教版）第一次有了“口语交际”的独立训练系统。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之下，目前重读写轻听说的现象还是较为普遍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时代对于人才的语言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语文教育改革中，确立书面语教学与口语教学的并重地位，听、说、读、写，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有效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无疑将是未来语文教育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3][4]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2]庾冰 言文教授论.二十世纪前期语文教育论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5]吕叔湘 吕叔湘文集·第四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张志公 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