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充分理解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以极具前瞻性的眼光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日益富裕，实践证明，这种“少数人先富裕带动多数人走向共同富裕”的经济政策是基本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各种社会矛盾，收入分配不公是较为突出的矛盾，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告诉我们，这是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普遍矛盾，是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得不解决的重要矛盾。

　　关键词：初次分配再分配城乡二元结构

　　一、初次分配要进一步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要理清政府和市场权利边界，充分发挥市场的激励作用，赋予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交换，让一切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具体措施如下：

　　（一）在生产要素所得方面，要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指导要素价格，这方面市场的作用功不可没，有农民工工资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可以看出来。但是目前我国的主要状况不是市场本身失灵，而是政府的力量太过强大，利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竞争，无法形成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导致市场无法发挥作用。主要表现在区域行政壁垒、城乡政策壁垒导致生产商品及要素尤其是劳动要素无法在区域之间及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建国初期建立的工业体系主要是靠工农剪刀差来牺牲广大农民的利益来大力发展工业，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很大原因也是因为西部地区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优势，再加上地区的发展程度差异导致的收入分配差异进一步加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也逐步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提出工业反哺农业、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差距问题。

　　（二）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居民收入的“规模性”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农民收入的有效提升取决于农业生产要素即对土地的确权，这是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前提。全面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且同权同价。”现行农地制度使农地的融资功能至今没有普遍发挥作用，如农地抵押贷款、农地证券化等几乎处于空白，导致农业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财政金融而银行商业性金融被严重弱化的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明确农地家庭承包经营使用权为用益物权，可以抵押担保贷款等，但如何操作？金融担保机构取得农民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后如何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前提下处置这些土地？还有待研究。城镇职工住房有公积金贷款，农民住房为什么就不能有？有人说农民有宅基地使用权，但它是实物性的，与货币化的财产权利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改革开放后新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迫切需要改革。

　　（三）政府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完善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多渠道的增加居民财富，是广大人民能够公平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数据表明，美国居民的年投资收益率为12%，而中国只有不到3%（银行利率都在3%以上，说明大部分股民在股市亏钱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说过，“中国股市是个赌场，是一个少数人可以看别人底牌的赌场。”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沪市指数从2007年的6000多点一路狂跌到现在的2000多年，“熊”了这么多年，试问广大散户居民如何赚钱，而现阶段我国居民投资渠道太过单调，银行利率更是跑不过CPI，居民投资性收入微乎其微。因此，政府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逐步实现由“审批制”向“注册制”过渡，加大退市力度，同时疏通投资渠道，增加居民投资性收入。

　　二、再分配要突出政府职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再分配格局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都需要完成资本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无疑是通过一下几种模式：第一，依靠海外殖民掠夺（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代表）；第二，依靠发达国家的援助（以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为例）；第三，依靠“剥削”农民的利益（以暴力方式为代表的英国圈地运动和以和平方式为代表的中国工业化）。在初步建立工业化体系的过程中，农民牺牲了自己的切身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越来越多的农民也享受到了改革成果。城乡居民收入、医疗卫生条件、教育资源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城市低保大概是农村的10倍），这种畸形的分配方式为激化社会矛盾埋下了隐患。因此，我认为现阶段的收入分配改革应该以广大农民为中心，让更多农民享受到政策红利和改革红利，既然城乡户籍制度已经被打破，下个阶段就要探索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过程可以循序渐进，但是必须要让农民看到城乡体化的趋势，我想不单单是把农民户口变成居民户口，把农村变成城市这么简单，更多的是隐形的政策福利要加大向农村倾斜力度。推进新一轮的财税制度改革，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据2013年预算报告可知，我国地方政府得52%的财政收入却需要承担85%的地方支出，以上海试点的营改增为例，一年300亿的营业税，实施营改增以后，总共减税240亿，上海地方政府承担了减免的四分之三，这种不平衡的财权事权分配格局削弱了地方政府职能，不利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进行，同时还会引发地方政府债务、土地财政问题。因此，要重新界定政府财权和事权，使得地方政府报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公共服务支出这一块。

　　总之，我认为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使得工资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在再分配改革的过程中，要突出政府的作用，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主要表现是由以往的投资主导型像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