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前期太湖流域上游改筑东坝等大工程的实施，令太湖来水情势发生突变，促使太湖以东以黄浦江为泄水主干的局面最终奠定，形成了江南水利的新格局。这一新格局伤及太湖以西的地方水利，却换来太湖向东泄水的稳定趋势，它改变了江南圩田开发的水环境，也提供了太湖以东进一步围垦土地的便利，水利徭役等赋役制度的改革亦由此展开。

　　关键词:明代;江南;水利;圩田

　　一、引言

　　历史时期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发展，是中国农田水利史的重要课题。缪启愉、张芳等前辈学者分别对塘浦圩田的发展历程以及圩田技术进行了富有启示的研究。近两三年来，王建革详细梳理了宋元时期太湖以东水环境的变化，并以此为主线，详细探讨了吴淞江流域由大圩向小圩田制的转变、由塘浦大闸向泾浜体系的过渡、耕作制度与农田景观的变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古人讲究水利多论“蓄泄”，太湖之来水与泄水亦为其流域水系格局的两大方面。从太湖以东泄水的整体格局看，12至14世纪间最大的变化，是北宋学者所追溯的《禹贡》所载“三江”格局无力回天，宋元时期官府对太湖以东地区的治水，由通盘整治转向局部开江，并进行圩田开发。水利经营则逐渐成为官府与富户之间的利益妥协，官方默许地方加速围垦，并逐渐放弃大浚吴淞江的工程，而在吴淞江东北、东南两翼开浦，最终形成以东北泄水为主导的总体局面。若将泄水格局变化视为一个渐变过程，上游来水格局的变化则显得较为突然。太湖上游来水主要有西、南两方面。西路来水以荆溪为主，汇集苏皖浙三省交界处的界岭径流，由宜兴大浦港附近的各港渎入太湖，古称“宜兴百渎”。南面来水笤溪分东、西两源，汇集浙西天目山地的径流，由吴兴的大钱、小梅等港溇入太湖。此外，长兴西北面的山溪水汇为合溪，由夹浦等港入湖。在宋元时期，这一蓄水格局变化不大，而到了明代初期，几项治水工程采取了限制上游西路来水的策略，打破了此前的水势平衡，直接影响了下游泄水，从而使太湖以东泄水格局出现了淞浏并淤，最终促成东南大黄浦泄水为主导的新局面。

　　质言之，太湖上游来水格局的突变，对于下游泄水定局的最终奠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明初太湖蓄泄水利格局的这一整体变化，又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地区开发问题。

　　二、从改筑东坝到“掣淞入浏”

　　宋元时期太湖以东开发的总成果，集中体现为大面积的水面围垦，然而围垦之利的保持，必须经受住水环境变迁所带来的灾害威胁，尤其是涝灾。涝灾之形成，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太湖以东泄水不畅，二是太湖以西来水不定。关于前者，从两宋时期浚治东北、东南港浦，到元朝疏浚吴淞江等水利工程，官方治水取得了一定效果，然而在大水之年，通海河道的上游和中游地区，依旧难以泄水，深受洪涝之虞。当时常熟昆山各地的支流港汊，又被民人围筑堰坝，导致排水不畅，加剧涝灾。关于后者，即太湖以西不稳定的来水，明前期通过将高淳境内旧的五堰改筑为东坝，旨在消除这一隐患。

　　明嘉靖年间进士，后来官至工部主事的高淳人韩邦宪曾撰《东坝考》，集中讨论了从五堰到东坝的变迁过程。据韩邦宪称，春秋时吴国经营太湖地区，吴王阖闾为了伐楚，采用了伍员的计策，开河运粮，后世为纪念伍子胥，名之曰胥溪河。如附图所示，在太湖流域开发早期，流域以西与青弋江、水阳江流域相邻，但因茅山山脉阻隔而不互通，胥溪河的开凿则沟通了两个流域。由于胥溪运河穿越山脊，形成两侧相背倾斜的地势，为防止汛期西水东泄，以及旱季溪河干涸，古人在胥溪上，在今东坝镇(上坝)到定埠间修筑土堰五道，分级节制水流，由于这五道堰对于胥溪航运至为关键，因此胥溪又名五堰。

　　五堰之利一直维持到唐代，唐末商人从宣、歙地区贩卖簰木东入两浙，嫌五堰艰阻，与官府谋划废去五堰。

　　宋代没有及时修复五堰，导致夏季暴雨之时太湖蒙受洪患。单锷主张恢复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不入荆溪、太湖，减杀苏、常入水，然而这一建议并未得到官方采纳。韩邦宪指出，宋时难复五堰，其实是太湖以西的湖田围垦所导致的，当时官方参与了围筑活动，有利可图，“永丰等圩，官司所筑，无虑数十万;而固城、石臼、丹阳之间，大抵多圩田矣”。因此，即使单锷之水论切中肯綮，苏轼又大力推荐，但“时用事者方欲兴湖田，未之行也”，固城、石臼、丹阳等湖一经围垦，蓄潴功能大大降低，于是大水兴时便直下太湖，“苏、常、湖三州承此下流，水患特甚”。

　　经历宋、元，胥溪河逐渐衰废，明太祖定都金陵，两浙漕粮不再如元代那样经海路和运河北运，而是西运金陵，为了避免从长江口进入遇风涛之险，洪武二十五年重新开浚胥溪河，建立石闸，名曰广通镇，设巡司、税课司、茶引所。通过洪武年间的水利工程，江南漕粮便可经太湖、荆溪，溯胥溪河而上，过广通镇闸，再经固城、石臼二湖东北入胭脂河，进入秦淮河。洪武年间的工程修筑，基本消除了宋元时期势家围田阻挠水利的弊端，曾有富户严氏，因原定胭脂河引水工程损其田，于是贿赂崇山侯李新，故意将路线改为迂回绕过，这一舞弊行为被朝廷发现后，崇山侯被处以极刑。此足见朝廷对运道管理之严格。然而，随着永乐迁都，漕粮北运，胥溪河运道不再担任漕河功能，再度被废弃。此外，因其在江水泛涨之年还对苏州、常州形成威胁。于是，永乐年间将五堰河闸改筑为上坝，就是后世所称之东坝。

　　从明初到永乐，胥溪五堰经历了复河建闸，然后又改闸为坝的过程。其中，改闸为坝，对太湖以西的水文特征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坝筑后，水势不再西行，又经历代固坝，太湖流域与青弋江、水阳江流域基本隔绝，不再接受这两个流域的来水。隆庆《长洲县志》的撰者曾敏锐地点出了东坝修筑的后果:高皇帝定鼎金陵，刘诚意实相厥役，因取九阳江之水，自天生桥折而北，洪武门绕京城出龙江口，断西南下太湖之水，而太湖所受惟荆溪、天目诸山水而已，湖之水止大于潴蓄而不决于奔放，可足于灌注而无妨于泛滥。观吴江长桥迤南水洞填塞，而沿堤坝弥漫，皆成膏腴之田。其在宋元，稍塞芦苇而水即四溢，何今二百年无此患耶?实西南诸水不入之故也。吴淞江自古承太湖之流而泄之海，湖水常决，与海潮势敌，故江流常通;水势稍微，即浑潮深入，积土淤土。故昔之治水者，必先治吴淞江。今数十年来，潮水无障，积久成陆，所苦惟沿江之田枯旱而已，不闻湖水四溢为患也。此亦足证太湖水源视宋元仅存十三矣。明初的东坝水利工程，起初为方便漕运西行，后来是为防止苏松遭受水害，可见朝廷的着眼点在于太湖以东的田粮之利。

　　一方面，东坝之筑乃以牺牲高淳一带的圩田利益为代价，换取苏松水势的基本稳定，高淳一带从此蒙受水患，圩田多致沦没。明代中后期，高淳民众和官员一直恳请朝廷废坝，但始终不能动摇朝廷的固坝政策。此外，官员又提出“或开坝不得，请乞除粮”，也即是申请退税为抵，类似今天的“生态补偿”机制。韩邦宪作为高淳人，又任工部主事，其《东坝考》名为考证，实为呼号，旨在申张高淳地方利益，因此他在篇末明言:“余观淳民之日耗，且困于虚粮，作广通镇坝考。”

　　另一方面，太湖水势虽减，但仍需通海河道畅泄，方可无虞。据隆庆《长洲县志》的估计，明代东坝之筑使太湖入水量比宋元时减少了近七成，这使太湖以东洪水泛滥的可能性降低了许多，然而太湖向东出水的水势也随之骤减，这使得宋元学者一直担心的吴淞江水流的衰颓之势雪上加霜。江水一弱，浑潮肆强，元代疏浚吴淞江的成果，几乎前功尽弃。

　　吴淞江既无力回天，水势不得不依仗两翼。入明后，东北方向的浏河等大的塘河继续承担泄水，而且有能力分担吴淞江中游的积水。另一方面，东南方向仍须有一条畅通的干道代替吴淞江，才能缓解吴淞江以南包括淀山湖一带的积水。永乐元年(1403)，钦差江南治水的户部尚书夏原吉，上疏言治水策略，主张顺应以上两个水流变迁趋势:自吴江长桥至夏驾浦，约百二十余里，虽云通流，多有浅狭之处，自夏驾浦抵上海县南跄浦口，可百三十余里，潮沙涨塞，已成平陆，欲即开浚，工费浩大，滟沙泥淤浮泛动荡，尚难施工。臣因相视，得嘉定之刘家港，即古娄江，径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径入大江，皆系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吴淞南北两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诸水入刘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黄浦乃通吴淞要道，今下流壅遏难疏，旁有范家浜，至南跄浦口，可径达海，宜浚，令深阔。上接大黄浦，以达湖泖之水。

　　夏原吉的应时治水之策，归功于其实地调查，以及地方水利学者的建言。在得到朝廷支持后，他成功主持了“掣淞入浏”和开凿范家浜引大黄浦入海两大工程。前者其实是采纳了元末周文英的水学主张。当时周文英就主张放弃积重难返的吴淞江下游，而通过夏驾浜导吴淞江中游入刘家河出海，这就是“掣淞入浏”的道理;开凿范家浜则是明初华亭人叶宗行的主张，他认为吴淞江淤塞，潮汐不通，欲疏浚通海，须引流直接黄浦，使其深阔畅泄。叶宗行的建言，似更侧重于解决沿海高地通潮灌溉问题，而夏原吉则利用此说，着重解决了淀泖通过黄浦泄水的问题。对于宋元时期黄浦江变迁以及明代黄浦江占夺吴淞江的过程，学界颇有定论，此不赘述。关于永乐以后圩田水利开发格局的变化，则须加以关注。

　　三、圩田水利开发格局的变化

　　夏原吉主持的永乐年间的大工程，由中央和地方协力实施，在14世纪的江南水利事业中显得务实而积极。

　　夏原吉曾作一长诗《踏车叹》，既抒写了永乐兴工的壮举，也感喟于浚河后民众车水排涝，整治圩田的艰辛:东吴之地真水乡，两岸涝涨非寻常。稻畴决裂走鱼鳖，居民没溺乘舟航。圣皇勤政重农事，玉札颁来须整治，河渠无奈久不修，水势纵横多阻滞。爰遵图志穷源流，经营相度严咨诹。太湖天设不可障，松江沙遏难为谋。上洋凿破范家浦，常熟挑开福山土。滔滔更有白茆河，浩渺委蛇势相伍。洪荒从此日颇销，只缘田水仍齐腰。丁宁郡邑重规划，集车分布田周遭。车兮既集人兮少，点检农夫下乡保。妇男壮健记姓名，尽使踏车车宿潦。自朝至暮无停时，足行车转如星驰。粮头里长坐击鼓，相催相迫惟嫌迟。乘舟晓向车边看，忍视艰难民疾患。戴星戴月夜忘归，闷倚篷窗发长叹。噫嘻我叹诚何如，为怜车水工程殊。趼生足底不暇息，尘垢满面无心除。数内疲癃多困极，饥腹枵枵体无力。纷纷望向膏粱家，忍视饥寒那暇恤。会当朝觐黄金宫，细将此意陈重瞳。愿令天下游食辈，扶犁南亩为耕农。从夏原吉的叙述看来，官方在凿浦浚河的工程之后，马上面临着排除圩田积潦，恢复生产的问题。从宋元时期圩田开发过程来看，官方对圩田修筑从未实现统一的管理，最多也就是从政策鼓励、税收调节以及田制立式等方面进行引导。永乐年间，官方开始主动组织苏、松圩田的集体排水工作。然而，官方调集的水车设备虽然齐备，人手却不足，只得依靠明初建立起来的里甲制度和粮长制度，组织乡间圩田修筑和排水工作。从诗歌中大致可看到，粮长和里长率领乡保民人协力踏车戽水，即车戽，作业相当艰苦。当时竭力踏车之饥民，“纷纷望向膏粱家”，然而官府似乎没有补贴工食，富户也没有捐赈。范金民和夏维中在研究中还指出，永乐初夏原吉治理江南水利时，征用了当地的卫所军户，并用地方政府储粮来征募民工，以工代赈。夏原吉叹踏车，对于圩田水利能否长期维持不无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