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认为,由于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程度、中间产品种类数存在差异,因此传统农业和其他产业存在着明显的劳动生产率差别。这种分析支持了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出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依次流转。显然,劳动力流转以及经济结构转变具有两重含义:其一,在产业存在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背景下,如果不存在某种外部强制力量的“阻断”,劳动力会从最大化自身收益出发进行跨产业流转,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劣势表明在经济起飞阶段它往往是劳动力流出部门。其二,劳动力的产业间再配置对整体经济具有增长效应,对农业部门具有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其原因是,在农业总产值给定条件下,农业劳动力流出意味着农业留守劳动力的收益增加,也意味着农民会获取农业之外其他产业发展的好处。由于农业劳动力流转可以在产业之间(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进行,也可以在农业内部(从传统农业到农村内部的工商业等部门,或从狭义农业中的种植业到畜牧业等部门)进行,因此分析上海农业的结构转化也应从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两个层面展开。

　　就产业之间而言,如果考察1978—2008年上海三次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均有了快速提高,其中,第一产业从455元/劳动力增至21669元/劳动力,第二产业从7001元/劳动力增至162625元/劳动力,第三产业从3488元/劳动力增至134584元/劳动力,然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始终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就变动趋势而言,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在1990年之前是递减的,但1990年之后呈现出在波动中不断拉大的趋势,劳动生产率差距必然会诱发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数据显示,上海三次产业劳动力的再配置态势是极其显著的,1978—2008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从35.09%降至5.26%;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则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从21.12%增至55.66%;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表现出一个先增后减的倒U型趋势,2008年其占比为39.08%。显然,上海农业劳动力基于追求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收入,已出现了钱纳里—塞尔昆意义上的产业结构转型模式: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流动减速,而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流转加快。由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具有相对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因此,上海农业劳动力的产业间流转必定有助于通过再配置效应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就农业内部而言,大农业包括农村中的农业、工业、运输邮电业、建筑业、商业和餐饮业,而小农业则包括农业中的种植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在大农业范畴中,传统农业主要是指农村中的农业,在小农业概念中,传统农业主要是指种植业,传统农业无论在大农业还是在小农业中均与其他产业存在明显差异。如果以2007年我国各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来拟合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收入状况,则可以发现农林牧渔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为11086元,远低于整个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24932元,也低于农村大农业中的两个主要非农产业———制造业(20884元)和建筑业(18758元)。这会导致上海农村从业者在大农业内部和小农业内部进行就业再配置,我们用农业劳动力在农村从业人员中的比重来代表大农业内部的结构转化,用种植业产值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来拟合小农业内部的结构转化。1978—2008年,农业劳动力在上海农村从业人员中的比重从72.90%降至22.51%,而种植业产值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则从73.88%降至48.28%。

　　这说明,上海农业内部以劳动力再配置为核心的结构转化在持续推进,农业劳动力已不是以传统农业(尤其是传统种植业)作为就业的基本方式,此状况会通过劳动生产率的产业“拉平”机制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产业之间和农业内部结构转化始终处在全国前列。1978—2007年,全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从70.5%降至40.8%,而上海第一产业劳动力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则从35.09%降至5.41%。从劳动力再配置程度来看,上海经济结构转化始终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多数省市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通过结构转化来实现,上海的结构转化优势可为其农业劳动生产率优势提供一个解释。由于农民纯收入可以直观地表达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在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可以标度劳动力再配置程度,因此,可用图2来说明上海农业结构转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联性。2007年,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以14144.62元列首位,同时其人均纯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占比也以72.49%列首位,在统计意义上,工资性收入占比和农民纯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可见,上海的结构转化优势是其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重要成因,对其他省市区而言,必须从促进结构转化的角度来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三、资本深化与上海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在资源禀赋给定条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仅可以通过结构转化而实现,而且还可以通过与技术创新紧密相关的资本深化来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两种类型的资本深化:一是农业内部。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正相关,而决定土地生产率高低的机械化、生物化、知识化、化学化、电力化、水利化等技术创新均意味着农业投资增长,单个农业劳动力推动的资本量不断提高,这种农业内部的资本深化是与农业技术进步、个人专业化程度提高、迂回生产程度增强和中间产品种类数增加紧密相连的。二是农业外部。即非农产业中的资本积累会产生投资扩展效应和就业引致效应,从而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向非农产业,并为传统农业改造提供设备、设施和工具意义上的支持,这种农业外部的资本深化是与非农产业扩大再生产、非农产业就业岗位扩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流转加速紧密相关的。

　　就农业内部而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两种方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农场规模扩展和机械化程度提高为特征的现代化方式,其目标是通过机械密集使用来节约劳动力和提高生产率。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以生物化和良种化程度提高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方式,其目标是通过生物改良和资本投入来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效率。显然,农业技术进步类型是由特定经济体的资源禀赋内生决定的。

　　我国31个省市区劳均耕地面积与机械化程度和生物化程度的关系。在统计意义上,机械化程度与劳均耕地面积成正相关,而生物化程度与劳均耕地面积成负相关,这说明人地关系越紧张的省区越是倾向采用生物化来提高产出。

　　1978—2008年,上海农村从业人员的劳均耕地面积从1240平方米降至884平方米,此过程中伴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1990—2008年,机种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从4.9%增至26.3%,机收面积占粮食收获面积的比重从18.6%增至90.7%,农业生产的化肥、农药、薄膜、良种、电力等也有明显的改善。农业机械化和生物化程度提高最终表现为单个农业劳动力推动的资本规模增加,1978—2008年,上海农村从业人员平均推动的固定资本已从331.15元增至39583.72元,这表明上海农业内部的资本深化和资本有机构成已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

　　就农业外部而言,非农产业发展越是迅速,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转和农业的技术进步越是可行,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有赖于这些产业的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程度。如果考察1978—2008年上海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均年末经营性固定资产原值的变化趋势,则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内,无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其资本深化程度均有了极其显著的提高。其中第二产业劳均固定资本从6805.95元/劳动力增至373333.40元/劳动力,增长了53.8倍,而第三产业劳均固定资本从5863.5元/劳动力增至260970.1元/劳动力,增长了43.5倍。即使剔除掉物价上涨因素,上海非农产业的资本深化程度也是令人瞩目的。从全国范围来看,上海非农产业的资本深化程度始终位居全国前列,如果计算上海劳均资本量与全国劳均资本量的差异程度,则其结果显示,上海的劳均资本量始终领先于全国劳均资本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差距始终保持在4倍以上。这种非农产业劳均资本的提高趋势和优势特征无疑为上海农业的劳动力流转和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拉力。

　　四、上海农业发展方式的前景展望与启示意义

　　由于结构转化和资本深化的共同驱动,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已有了显著提高,在地区比较意义上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省市区,而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省市区。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3倍,消费支出差距为3.6倍,而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仅为2.31倍,消费支出差距仅为1.95倍。可见上海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从经验上看,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两个维度的结构转化,农业内部和农业外部两个层面的资本深化,是上海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本方式。反过来说,其他省市区与上海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主要是区域间在结构转化和资本深化方面的差距所引致的。

　　从结构转化和资本深化的支撑条件看,未来上海农业发展将面临3个制约:一是要素制约。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上海农业所依赖的土地、水等资源将更为稀缺,上海农业发展必定是在自然资源刚性约束趋紧的背景下推进。二是流转制约。即上海农业劳动力非农化流转不仅受到户籍制度的体制性约束,而且面临着资本—劳动力比率变动方向的制约。图5表明,上海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在整体上更加偏重“资本密集”,因此等量资本创造的就业岗位及吸纳的就业人数是递减的,上海未来要促进农业结构转化必须依靠更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此过程也必将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率的不断下降。上海三次产业固定资本的产出比率变动情况,除第三产业保持相对平稳之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资本产出比率均有明显的下降。三是组织制约,农业内部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将主要依靠以生物化和机械化为表征的技术进步,但现有上海农业经营的家庭化、分散化生产方式导致农民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较低,上海农业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具有明显优势,这必然导致农业比较收益以及技术创新需求较低。

　　从有效回应上述挑战的角度出发,上海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应继续坚持结构转化和资本深化的路径,在公共政策实施中必须考虑以下因素:在耕地面积缩减不可逆的背景下,着力构建区域性食品市场预警体系以及区域性农产品物流体系,从全国农业生产区域分工和市场流转的角度思考上海农业安全问题;加快推进上海城乡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程,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同时通过产业政策调整和资本市场完善推进服务业发展,依托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创造优势来加快农业结构转化;同时,依靠土地制度完善和土地流转加快,积极推进上海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逐步在农户经营规模扩展的基础上发展农户自发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提高农户在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和农产品销售市场中的谈判能力,进一步提高农业比较收益,以此来激励农户采用农业技术创新。

　　对其他省市区而言,上海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路径显然具有启示意义,上海农业发展的条件其他省市区可能并不具备,但结构转化和资本深化均应被各地区视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由之路。

　　就结构转化而言,农业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和农业内部的流转对劳动生产率提高至关重要,而农业劳动力的跨产业流转不仅涉及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而且涉及劳动力需求的规模和结构。在农业技术进步背景下,我国农业在短期仍可释放出规模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为此,必须在强化对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基础上提高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同时,必须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加速推进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节约农村劳动力跨产业、跨区域流转的交易成本,必须通过产业扶植来延伸农业生产产业链,根据地区禀赋条件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提供更多的就业渠道。就资本深化而言,必须着力构建与当前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系,在发挥现有农村正规性金融机构融资功能的同时,应在强化金融监管的基础上将民营经济引入农村金融领域,鼓励农村逐步形成基于民间信用的“草根金融”,通过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互补来解决农村金融抑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