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据来源。利用多区域ＣＧＥ模型来进行农业用水效率政策模拟研究，其数据包括编制社会核算矩阵（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Ｍａｔｒｉｘ，简称ＳＡＭ表）所需要的数据以及多区域ＣＧＥ模型中涉及的参数数据。（１）编制ＳＡＭ表所需数据的来源。参考王其文和李善同（２００８）的做法，本文编制用于多区域ＣＧＥ模型的ＳＡＭ表，其数据主要来自最新编制的２００７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刘卫东等，２０１２）。另外，税收相关数据来自相应年度的《财政年鉴》和《税收年鉴》，水资源相关数据来自相应年度的《水资源公报》和《环境年鉴》。（２）参数数据的来源。ＣＥＳ／ＣＥ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函数的弹性参数一般通过线性化、贝叶斯和广义最大熵等方法估算，ＣＥＳ／ＣＥＴ函数的份额参数则通过对ＳＡＭ表进行校调得到。

　　（二）情景设置。根据《水资源公报》，农业用水效率一般通过亩均用水量表示。农业用水效率每年提升１％左右。对缺水地区，农业生产会较多地采用喷灌和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从而提高了用水效率；对丰水地区，会较少地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用水效率提升反而不明显。不过为了便于比较，假定各区域均提升了农业用水效率，提升幅度为１％，同时假定非农部门的用水效率保持不变。目前还没有征收水资源税，为了研究农业部门征收水资源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本文假定各区域农业部门的生产税税率上涨１％（相当于征收了水资源税），同时假定非农部门的生产税税率保持不变。

　　（三）基准情况下的模拟结果分析。本文通过考察经济系统在受到农业用水效率提升在ＣＧＥ模型中，要素的价格和供应量这两者一般选取一个为外生，另一个为内生；本文根据研究目的和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模型的闭合规则。

　　刘卫东等（２０１２）编制的２００７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是没有生产用水价值量数据的，本文根据相应年度的《水资源公报》和《环境年鉴》中数据对水资源价值量进行核算，然后将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资本数据拆分为本文ＳＡＭ表中生产用水要素价值量和资本要素价值量，这样就可以通过对ＳＡＭ表进行校调得到资本份额参数。１％和征收水资源税（生产税税率上涨１％）之后重新达到均衡时各变量的值与初始值的变化率来研究农业用水效率和水资源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本文考察的经济变量主要有真实ＧＤＰ、商品的进出口与国内的调入调出、居民收入与消费、政府收入、要素需求、部门产出、生活用水与生态用水需求以及排污量。虽然模型设定时控制了各区域的排污量，但是为了检验模拟结果的正确性，本文考察的经济变量仍包含排污量。另外，考虑到生产和生活会产生污水，而产生的污水需要治理，因此本文列出了污水治理部门的总产出。

　　１．农业用水效率政策模拟的结果分析。农业用水效率提升１％的政策冲击对各区域的农业部门总产出、污水治理部门产出、劳动力需求、资本需求、真实ＧＤＰ、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生活用水需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生态用水需求等经济变量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对各区域的生产用水需求和出口等经济变量的影响是负向的，对非农部门总产出、进口、国内其他地区调入和调出到国内其他地区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不确定。另外，各区域污水排放量保持不变。

　　由于提高了农业用水效率，农业部门的生产用水需求会减少，从而投入到农业用水的生产成本会下降，这有利于农业生产，因此农业部门总产出上升；另外，由于ＣＧＥ模型的非线性、各区域经济状况并不一致以及水资源禀赋的差异，该政策对各区域农业部门总产出的影响程度并不一样，其中东北区域的变化率最大（０．２７７４１６％），东南区域的变化率最小（０．０３４３８２％）。为了使得农业部门总产出上升，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与资本需求以及中间投入都会增加。由于东北区域是的粮食主产区，并且水资源短缺比较严重，因此提升农业用水效率政策对东北区域农业部门总产出的影响较大，而东南区域相对于其他区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对农业重视程度较低，并且水资源相对比较富足，因此提升农业用水效率政策对东南区域农业部门总产出的影响较小。

　　由于本文在ＣＧＥ模型的闭合规则中选择了生产用水供给量为外生给定，因此当农业用水需求降低时，用于非农部门的生产用水会增加，这相当于增加了非农部门的供水量。

　　不过，由于资本供给量为外生给定，当农业部门资本需求增加时，用于非农部门的资本会减少，而水资源与资本要素之间缺乏替代性；因此，用于非农部门的资本供给量减少，生产用水供给量增加，在要素市场有效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减少或增加会导致非农部门的总产出减少或者增加。在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区域，由于资本供给约束带来的负向影响更大，这些区域非农部门总产出会减少；在华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区域，由于农业节约生产用水带来的正向影响更大，因而这些区域的非农部门总产出会增加。

　　不过，即使是污水排放量保持不变，污水治理部门在各区域的产出均为增加，这与非农部门总产出有增有减不同；其中，长江中下游区域变化率最大（０．０３８７７１％），东南区域变化率最小（０．００７７０７％）。由于农业用水效率提升１％是针对农业部门的政策，因此该政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更大，模拟结果也表明农业部门总产出变化率的绝对值更大。由于各区域经济结构并不一致，在利用多区域ＣＧＥ模型研究经济问题时，也经常会看到政策冲击对不同区域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的现象（Ｋｉｍ和Ｋｉｍ，２００３；孙翊和王铮，２０１０）。

　　由于各区域农业部门总产出增加，非农部门总产出有增有减，并且农业用水效率提升１％对农业部门的影响更大，因此总体上对劳动力、资本的需求会增加，而对生产用水的需求会减少，其中黄淮海区域劳动力需求变化率最大（０．１３１５０６％），而东南区域劳动力需求变化率最小（０．００９５０９％）；西南区域资本需求变化率最大（０．２０８００３％），而西北区域资本需求变化率最小（０．０１１４８１％）；东北区域生产用水需求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大（－０．２６３８０７％），而东南区域生产用水需求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小（－０．０５３０９６％）。从增加值角度看，各区域的真实ＧＤＰ会增加，其中东北区域的变化率最大（０．０３８２９５％），而东南区域的变化率最小（０．００２３２９％）。由于东北区域是的粮食主产区，而粮食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因此提升农业用水效率的政策对其生产用水的需求影响最大，东南区域则因其农产品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较小且水资源比较丰裕，因此提升农业用水效率的政策对其生产用水的需求影响小。提升农业用水效率的政策对各区域劳动力、资本需求和真实ＧＤＰ影响程度的差异可作类似解释。

　　由于居民收入主要来自提供劳动与资本等生产要素所得到的要素报酬，当劳动与资本需求增加时，居民的收入也会增加。另外，由于农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其收入受农业用水效率提升政策的影响更大。华北区域例外，这是由于华北区域农业部门总产出较低，农民也会转移到从事非农部门的生产。东北区域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变化率均最大（０．０６７９４１％和０．１１３１２１％），而东南区域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变化率均最小（０．００５０４０％和０．００６７３１％）。由于居民消费受居民收入的影响，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对农产品消费更偏爱，因此居民消费也是增加的，并且各区域农村居民消费受农业用水效率提升政策的影响更大；其中，东北区域城镇居民消费变化率最大（０．０６７９５２％），黄淮海区域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率最大（０．１１３８５１％），东南区域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率均最小（０．００５１２０％和０．００７２７５％）。生活用水作为一种居民消费品，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对生活用水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其中，黄淮海区域变化率最大（０．０８０８２４％），而东南区域变化率最小（０．００５９１５％）。由于居民收入主要来自提供劳动与资本等生产要素所得到的要素报酬，居民消费则随居民收入变化而变化，因此类似对各区域劳动力需求差异的原因分析，虽然资本的供给量保持不变，但是资本的价格会受到政策冲击的影响，在资本紧缺的情况下，资本价格会上涨，因此资本需求增加是可能的（在ＣＧＥ模型中区分了资本的数量与价格）。另外，在本文的模型设置中，劳动力是自由供给的。各区域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差异可作相应解释。

　　由于各区域农业部门总产出增加，而非农部门总产出有增有减且各区域的居民消费均增加，因此各区域进口、出口、国内其他地区调入和调出到国内其他地区的商品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由于各区域各部门生产能力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农业用水效率提升政策对各区域的影响并不一致。具体来说，由于居民消费的增加，各区域出口均会减少，其中长江中下游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大（－０．１２９６１４％），而西北区域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小（－０．００６７６６％）；除东北、黄淮海和西北区域进口增加外，其他区域进口均减少；除东北、西北和西南区域从其他区域调入的商品增加外，其他区域均减少；除东南区域调出到国内其他区域的商品减少外，其他区域均增加。

　　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需求增加，生产用水需求会减少，但是要素需求总量增加；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增值税收入会增加，再加上其他税收收入的影响（进口关税、出口退税和直接税等），各区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均增加。由于各区域要素需求有较大差异，增值税收入也会有较大差异，而且提升生产用水效率对各区域其他税收收入的影响也会有差异；因此，各区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会有较大差异，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南区域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变化率均最大（０．０５６４４３％和０．０２５３５９％），西北区域中央政府收入变化率最小（０．００８１２４％），华南区域内地方政府收入变化率最小（０．００４０７７％）。由于地方政府收入的增加，可能会更加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而且生产用水节约的水资源可以用于生态用水，因此各区域对生态用水的需求也会增加。由于西南区域地方政府收入变化率最大，因此西南区域生态用水需求变化率也最大（０．０２５３５９％）；由于华南区域地方政府收入变化率最小，因此华南区域生产用水需求变化率也最小（０．００４０７７％）。

　　由于在ＣＧＥ模型的闭合规则中，选择了污水排放量为外生给定，因此无论农业用水效率如何变化，污水排放量均保持不变，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模拟结果是正确的。

　　２．农业部门征收水资源税政策模拟的结果分析。农业部门征收水资源税的政策冲击对各区域的资本需求、出口、地方政府收入和生态用水需求等经济变量的影响是正向的，对各区域的农业部门总产出、劳动力需求、生产用水需求、真实ＧＤＰ、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生活用水需求和调出到国内其他地区的商品等经济变量的影响是负向的，对各区域的非农部门总产出、污水治理部门产出、进口、国内其他地区调入的商品和中央政府收入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不确定。另外，各区域污水排放量保持不变。

　　由于农业部门征收了水资源税，因此农业部门生产成本增加，从而农业部门总产出减少；其中，西北区域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大（－０．１１３０５９％），而东南区域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小（－０．０４７０３５％）。随着农业部门总产出的减少，农业部门对生产用水、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会减少。由于资本要素供给量固定，当农业部门资本需求减少时，用于非农部门的资本要素会增加，从而非农部门的总产出可能会增加。不过，由于非农部门生产也需要农业部门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因此当农业部门总产出减少时，也可能导致非农部门总产出减少。相应地，污水治理部门的产出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当各区域农业部门总产出减少且非农部门总产出变化不确定时，各区域对生产用水和劳动力的需求均会减少，但对资本的需求仍可能增加。不过，资本需求增加变化率的绝对值会小于劳动需求减少变化率的绝对值，这与农业是水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一定关系；因此，从要素增加值来说，各区域的ＧＤＰ是减少的。其中，西南区域劳动力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大（－０．０３４４９８％），而华北区域劳动力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小（－０．００３７６５％）；黄淮海区域资本需求变化率最大（０．０１５１８７％），而华北区域需求变化率最小（０．００００４３％）；西北区域生产用水需求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大（－０．１０７１８４％），而东南区域水资源需求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小（－０．０２６２６５％）；西南区域真实ＧＤＰ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大（－０．０１１６４３％），而华北区域真实ＧＤＰ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小（－０．０００８３８％）。由于劳动力需求减少，导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减少，进而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也减少，因而生活用水需求也会减少；其中，东北区域城镇居民收入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大（－０．０１９１１６％），而华北区域城镇居民收入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小（－０．００１５２１％）；东北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大（－０．０３０３５７％），而华北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小（－０．００１３４９％）；东北区域城镇居民消费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大（－０．０１９１１９％），而华北区域城镇居民消费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小（－０．００１５５５％）；东北区域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大（－０．０３０３６１％），而华北区域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小（－０．００１６５８％）；东北区域生活用水需求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大（－０．０２２０６３％），而华北区域生活用水需求变化率的绝对值最小（－０．００１６８４％）。各区域进口、出口、国内其他地区调入、调出到国内其他地区的商品受到部门产出和居民消费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其变化是不确定的。总体上，该政策对出口的影响是正向的，但调出到国内其他地区的商品影响则是负向的，对各区域进口和国内其他地区调入的商品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由于目前没有征收水资源税，本文是通过农业部门的生产税税率提高１％的方式来模拟农业部门水资源税率增加１％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虽然各要素需求的减少会导致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但是将农业部门的生产税税率增加１％，可以使得地方政府的生产税税收入增加；因此，地方政府收入最终将增加，其中黄淮海区域变化率最大（０．０８６６５４％），华北区域变化率最小（０．００９８６７％）。对中央政府来说，也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不过中央政府的收入还受到进口关税和出口退税的影响，当进出口发生变化时，进口关税和出口退税也相应发生变化，因此各区域内中央政府的收入变化不确定。另外，地方政府的收入增加，会使其更加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因而对生态用水的需求也会增加，其中黄淮海区域变化率最大（０．０８６６５４％），而华北区域变化率最小（０．００９８６７％）。

　　由于在ＣＧＥ模型的闭合规则中，选择了污水排放量为外生给定，因此无论农业部门征收水资源税政策如何变化，污水排放量均保持不变，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模拟结果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