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供给冲击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2)

　　由于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当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时，在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情况下工资率有上涨的压力，而由于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故而在相当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形时，制造业部门工资率的上涨会受到遏制。而农村人口比率越大，剩余劳动力供给情况就越严重，农业部门边际产出就越低，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转移相同数量劳动力所引起的工资上涨幅度就越小。故而在检验BS效应时我们将加入农村人口比率这个变量，以rural表示。基准检验方程如下：
　　（1）
　　其中lreer与lcp分别表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美两国"相对增长率"（借用卢锋（2006a）的称呼，即中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不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美国该比率的增长率）的自然对数。生产率指标采用我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定义，即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的生产效率，用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与相应劳动消耗量之间的比率表示。由于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而且贸易产品之间的互补性也比较强，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而在汇率考察时，通常美元是作为基准货币，因此本文选取美国作为参考对象，考察中国的BS效应。虽然美国经济分析署和美国劳工署公布了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数据以及相对应的就业人数的季度数据；我国的服务业季度增加值数据也能在中经网数据库中得到，但最重要的我国制造业季度增加值数据却没有获取的渠道。虽然增加样本量，提高数据频率有助于提高检验效力，但由于建筑业的不可贸易因素，我们放弃唐旭、钱士春（2007）使用第二产业作为可贸易部门的做法，依然采用年度频率的制造业增加值指标。对于制造业增加值数据，虽然我国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该行业的数据，但该部门在2004年之前只公布了分行业的增加值，且其统计口径也经历了几次调整，这无疑会增加数据的不一致性。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与可比较性，本文将采用《世界发展指数2012》中给出的中美两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实际增加值数据（以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各期；美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署网站。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中国CPI指数（2005年为100）、美国CPI指数（2005年为100）出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本文数据期限为1994-2011年，这样选择主要有以下方面的考虑：第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垄断经营，人民币汇率是政府制定的单一固定汇率；改革开放后直到1994年，我国一直是双重汇率制，汇率调剂价格的剧烈波动对外贸的正常发展和宏观金融稳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1994年1月1日和2005年7月21日进行的两次汇率制度改革使得人民币汇率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实际中大大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弹性。同时，由于1994年作为重大制度性变革的时点，故而如果选择改革开放的1978年为时间起点，在时间序列分析中会遇到结构变化的问题，不利于所得结论的稳健性；第二，BS效应的逻辑传导主要来源于一国贸易品生产率相对另一国的增长，它的分析机理对于外向型经济体比较适合。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主要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故而选择1978年的改革开放起始年作为时间序列的起点在检验BS效应时就显得不那么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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