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多边国际贸易体系谈判功能失灵。自1947年以来，GATT和WTO对在世界范围内推动贸易全面开放、协调国家间贸易关系可谓功不可没。但根据WTO自身的制度设计，持续的关税减让和贸易规则更新必须通过其成员方的谈判才能实现。正如彼德斯曼（Ernst-UlrichPetersmann）教授所言，如果把WTO比作一辆自行车，那么其谈判功能就是其中的一个轮子，必须要有定期谈判才能使WTO保持平衡，一直运转下去。①然而，自2001开始，多哈回合谈判历经十几年，所取得的谈判成果乏善可陈。尽管2013年12月巴厘部长会议签订的巴厘一揽子协定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取得突破，但许多实质性问题仍无进展。WTO多边贸易体系的谈判功能陷入失灵状态；作为多边贸易机制，WTO无法从根本上推动国家间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升级。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一直以来通过谈判来调整成员方利益平衡的机制陷入僵局，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其次，发展家和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贸易体制中的活跃力量。发展家经济的普遍发展和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使它们要求拥有国际体系中的更大话语权，以反映其利益诉求。在WTO框架下，发展家特别是包括、巴西和印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希望影响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以促进自身国家利益。②2001年开始的WTO多哈回合谈判把“发展”作为主题，实际上是反映了广大发展家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要求关注发展问题的诉求。然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家与发达国家在WTO多哈谈判的重点上却各执己见。发展家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开放国内市场；而发达国家则希望发展家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准入以及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多哈回合谈判争论的背后，是发展家和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新兴经济体分享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诉求视为对现有体系的挑战。发达国家仍试图通过维持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对贸易规则制定的垄断性权力，维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发展家和发达国家的意见僵持，是WTO多哈回合谈判迟迟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多边贸易体系的衰落和地区主义的兴起。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和地区主义（regionalism）的此消彼长一直是国际贸易体系演进和发展的规律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NAFTA）为代表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出现推动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共识的达成。而在20年后，WTO多边贸易体系的衰落则反过来带动了地区主义的蓬勃发展。大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成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国际贸易体系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东盟国家成为大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推动者。目前正在进行的大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除了TPP，还有区域全面伙伴关系（RCE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这些大型区域贸易协定代表国际贸易规则变革的重要动力，成为影响国际贸易架构的主要力量。

　　最后，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和大规模扩展，要求国际贸易规则更多地满足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价值链发展需要，减少贸易和投资的障碍。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全球范围关税减让和运输成本的降低，跨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在发展家设立工厂，形成自己的生产网络，并且带动了世界范围内价值链的形成。①这对传统意义以“边境以内”（behindtheborder）为出发点的国际贸易规则设计提出了挑战。②加工品和零部件的频繁进出口，要求在削减货物关税及配额的基础上，简化通关手续，促进贸易便利化，从而加速货物的流转。与此同时，产业链的扩展使得产品生产与服务贸易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服务贸易要求有更大幅度的开放。另外，产业链的出现和扩张要求各国进一步削减投资藩篱，消除投资中的歧视，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保护。除了贸易领域的开放，产业链的拓展还要求加强各国法律协调，提高法律法规的一致性，从而减少经营成本和风险。因此，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和发展，要求出台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国际贸易规则。

　　二、TPP和国际贸易规则的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