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蒲松龄的手法之高，不只是传神地、画龙点睛地写了婴宁的“笑”，仅靠这一点婴宁的形象还显单薄，于是又写到婴宁的爱花。上元节一露面，就是“拈梅花一枝”，当王子服费尽周折，踏破深山，终于又见到她时，她仍是手里拈着花———“拈杏花一朵”。花是女性的符号、标签、身份证，扑克牌中的“Q”是女性，手里就是拿着花的。她爱花成癖，门内、路旁、庭后、台阶、篱笆，甚至茅厕，到处栽满鲜花，鲜花无处不在。花是美好事物，爱花说明她内心美好，向善，热爱生活，爱花是她美好的品格的象征和衬托。花又是情节发展的线索，“遗花”—“拾花”—“藏花”—因花而病—怀花觅踪—示花剖露心迹，最后终成眷属，花一直是媒介。

　　婴宁的性格是完美的，成婚之前，不谙世事，不懂情事，痴得可以，傻得可爱。婚后竟能严守秘密，不道一语。她心灵手巧，“操女红精巧绝伦”，她敬老睦邻，“邻女少妇，争承迎之”。本来是深山野冢蕴育的小小精灵，不识人间烟火，竟如此快地融入社会，且又如此人情练达。有学者解释为，在深山时是自然人，进入人间变成社会人，亦通：秦媪在送别婴宁时，叮咛她“小学诗礼，亦好事翁姑”，狐狸是聪明的，所以学得很快。但愚以为这还是把她当成纯粹的“人”了；蒲松龄笔下的狐妖是“出于幻域，顿入人间”（鲁迅语），它们（她们）是不需要转变过程的。值得重视的是，蒲松龄这样塑造婴宁，说明他头脑中的儒家思想还是很深厚的，他虽然不希望用封建妇德束缚女性，但新式女性是什么样子，在他那个时代是想象不出来的。所以，蒲松龄心目中的女性最终还是贤惠型的。

　　婴宁的性格有没有另一面呢？有的，恶作剧只是“小诈”，更大的“谋”是整个故事都是个圈套。设计者是鬼母秦媪，主演是婴宁。上元节是古代唯一较开放的日子，闺秀们可以抛头露面，时间是精心选择的；见到王子服对婴宁“注目不移”，婴宁便看准了对象和契机；“遗花地上”，是撒下情网，也可以说是撒下诱饵，这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然后就以静制动，坐等王生一步步走近了。于是，故事情节次第展开，穿针引线的似乎是吴生，其实鬼母秦媪才是真正的策划者。王子服找上门来之后，老媪从幕后走上台前，从语言到作派，令人想到古代戏剧中的老旦。她先让王子服住下，留住对方，并露出话头“婴宁亦无姑家，极相匹敌，惜有内亲之嫌”，使对方感到有希望，又有难度，这比一下子就答应高明得多，这是第二步。当王家人寻来，王子服将归家时，她又提出“得甥携妹子去，识认阿姨”，并嘱咐“到彼且勿归”，“即烦阿姨，为汝择一良匹”，这样顺理成章地把婴宁嫁送王家，为婴宁找到了归宿，这是第三步。大功告成，她可以隐去了，所以当吴生见到婴宁之后，带着疑问“寻至村所”，便“庐舍全无”，见不到她了。

　　说整个故事都是“圈套”，并无贬义，不影响对婴宁这一形象的正面感受。因为婴宁及其鬼母，并不是想害人，只是向往和追求人世间的美好生活而已。婴宁与王子服的婚姻是美满的，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婴宁的形象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熠熠生辉，是很多“人”所不及的。蒲松龄在《聊斋》中塑造鬼魅狐妖可谓多矣，但多半都是婴宁这种类型的，用她们以反观现实社会，表达了他的“孤愤”思想，这是他对文学史的最大贡献。所以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这样论道：“《聊斋志异》里的狐鬼花妖精怪形象，也是用作观经济学论文照社会人生的。它们多数是美的、善的，给人（多数是书生）带来温馨、欢乐、幸福，给人以安慰、帮助，可以说是寄托意愿，补偿现实的缺憾。”

　　为了使婴宁的形象完美，蒲松龄在结构故事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尽管故事纯属虚构，但编制得严丝合缝，没有任何破绽。婴宁的身世及与秦媪的关系，她们与王子服家的关系、与吴生的关系，都像是族谱一般，确确凿凿，绝无纰漏。而这些关系的披露，又不是一次交待完毕，而是层层设置悬念，再由吴生和秦媪一层层“抖包袱”。娓娓道来，不急不迫，使读者获得审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