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译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应用

　　一、文化转译与帝国话语研究
　　文化转译的概念，是建立在帝国话语研究与跨语际实践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文化转译，不仅指不同语言与文字之间的翻译转换，而是将翻译这种行为置于更为宽泛的政治与文化的范畴。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面对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传统文化如何有效地应对，并在应对的基础上积极展开保护与发扬，是近几年学术界持续关注与讨论的问题。
　　在帝国话语研究与跨语际实践的学术框架里，讨论的是围绕着语言与文本的翻译问题。如果只是将翻译定义为不同语言与文字之间的转换游戏，翻译将失去其最为本质的需求，即对于跨文化交流的需求。翻译的意义应该被置于更为宽泛的范畴，并与时代的发展保持同步的状态。在冷战结束之后，旧有的意识形态对抗转变为更加多样化的形式，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依存与消解，这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意识形态对抗形式的化整为零，所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趋势，使人们对于整体的直观感受被压缩，而对于局部的感受被增强。
　　任何一种翻译都不能真正完整地转换意义的整体，其所能做到的，只是对于意义局部的转换，可以说，翻译是对于意义碎片的拼贴与重组，这无疑与帝国研究的方法论有着很高的契合度。帝国的语言传播有多远，帝国的边界就会延伸多远。这也是从事帝国研究的学者们之所以纷纷选择翻译作为其研究切入点的原因之一。
　　相对于语言与文本的转换，其背后文化意识的殖民化如何得以转换，更能引起笔者的兴趣。毕竟，翻译是出于跨文化交流的需求所衍生出的一种行为，而其真正的诉求，在于文化价值的输出。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将帝国话语研究与跨语际实践研究领域中，普遍作为研究切入点的翻译，重新定义为“文化转译”，在强调翻译本身对于帝国话语研究与跨语际实践的重要价值的基础上，突出其文化交流的诉求本质，同时，也是明确笔者自身的研究重点，即在文化诉求的前提下，所发生的有意为之的翻译行为。
　　文化转译相对于帝国研究的几个阶段①，都有相应的体现。尤其是在冷战之后的新帝国研究部分，显得尤为突出。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美国饮料可口可乐为了进入市场，将其英文商标“Cocacola”，根据文化的特点，以及汉字的使用规律，巧妙地音译为“可口可乐”，从而顺利完成其品牌价值观在的文化输出。“Cocacola”只不过是世界上成千上万种饮料中的一种，却凭借差异转换的游戏，重组为汉语语境里可以带来肉体与精神双重享受的“神水”，先“可口”再“可乐”，在强调享受的同时，更强调了享受的顺序与时间性。这是翻译学中音译的经典案例，同时也是企业文化输出的经典案例，而如果将其置入全球化语境下的新帝国研究领域，“Cocacola”不仅仅是一种饮料的名称，它作为美国文化价值的代表符号，随着全球化的市场运作，以一种近乎殖民化的话语政治，对于美国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所进行的文化价值的输出。
　　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在其著作《帝国的话语政治》中，详细阐述了汉字“夷”的历史，围绕着“夷”字的中文字义，与英文“barbarian”（野蛮人）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以及由此引发中英之间在历史上的诸多摩擦，甚至战争。②从1832年中英之间对于“夷”字所引发的冲突，到1858年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的第51款中特别声明禁止使用汉字“夷”的禁令，汉字“夷”被强行定义为英文“barbarian”，而不是依照最早的翻译，1815年罗伯特·马礼逊所著《华英字典》中的“Foreigner”。在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L.Hevia）的著作《英国的课业：19世纪的帝国主义教程》中，也提到中英《天津条约》中对于“夷”字的禁令，即规定清政府在其公文中不得再使用“夷”字，是一项只有英国条约才有的条款。
　　对于“夷”字原本的字义，在国外相关清史研究著作中有过明确的说明，如德国学者郎宓榭（MichaelLackner）、阿梅龙（IwoAmelung）、顾有信（JoachimKurtz）编著的《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中，对于“夷”字最初的用法给予了说明，即“东夷”，所指中原以东的地区或居民。以中原为中心，用以表示中原以东、中原以西、中原以南、中原以北未开化居民的词汇分别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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