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伦理经济观重塑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行为一方面带来了个人和社会财富的较快增长，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危害人类发展的问题。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质上是对经济和社会领域以追求利益最大化单一经济观的否定。因此，重塑我国的伦理经济观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伦理经济观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评述

　　（一）伦理经济思想述评

　　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对“利”与“义”关系进行了充分的形塑，对伦理经济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经济”一词在长期的思想中所表达的是“经世济民”和“经邦济世”，其本身就是一种伦理经济观。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前期儒家总体上强调“义”在经济活动中的至上性，但他们并不反对“利”的获取，并提出了“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1]6的义利观。在孔子看来，只要“取之有道””，“君子”也可以“爱财”。相反，如果言不及利，甚至鄙视正当的功利活动，其结果却是贫贱交加，则是非常不足取的。所以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2]10正是基于对“利”的正当性认识，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他认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2]21这意味着人不能远离物质需要，道德本身也并非是远离基本物质需要的抽象存在。孔孟肯定“利”的正当意义，但并不是指人可以无条件地追求利。在他们看来，人的经济活动，必须“义主利从”，只有“义”才是经济活动正当展开的前提。由此可见，前期儒家注重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前提，强调经济主体纯善的精神动机，表现出崇尚道德、重义轻利的理想主义特点。

　　以荀况为代表的后期儒家在如何对待“义”与“利”的问题上则进行了现实主义的探讨。荀子认为：“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莫若仁人之善也”，“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1]64由此可见，与前期儒家不同，后期儒家认为对“利”的追求已具有现实的必要性。荀子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穷矣”[1]64。因此，要富国必须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明分使群”。荀子在“义利”观上承认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两重性，能够正视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主张通过解决这些矛盾来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无疑使儒家价值观从“理想”走向了“现实”。

　　与儒家不同，在“义利”观上，法家已逐渐剔除了“义”的主观评价功能，而以“法”作为衡量经济活动正当性的客观尺度。法家认为，“凡人之情”，皆具有“趋利避害”的功利本质，故法家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34、“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1]39的思想，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应顺民意，通过相互竞争，增加社会财富，实现足民富国的目的。“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1]45，这表现出法家以道德和法律制度的客观设计作为规范经济行为基本模式的特点。他们认为，社会公正应当通过公平合理的制度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人的道德主观来把握。

　　随着古代生产力的发展，从儒家到法家思想的演变，再到后来的宋明理学、晚清康有为的《大同书》思想，可以看出，伦理道德是内置于整个社会肌体的，经济主体（个人、家庭、社会）的纲常伦理与经济利益的追求有机协调，伦理经济观初步形成。但是，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和小农经济特征，决定了在伦理经济观上难以统一和系统化，伦理经济思想只是散见于各种学派的个别论述中，不能起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在现代，则基本上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理性论，道德伦理思想与经济生活渐行渐远。

　　（二）西方伦理经济思想述评

　　古希腊的柏拉图，第一次提出建立“正义”、“美德”的“理想国”思想。他认为，经济活动是《理想国》理念、政治蓝图的具体体现。亚里士多德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认为经济研究应当与人类行为目的相联系，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爱、中道、友谊、国家正义、公平交易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规则。杰米·边沁提出“功利主义”伦理经济观，强调经济活动以实现个人最大幸福和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原则[3]。

　　到近代，亚当·斯密试图将经济与伦理两者相结合。斯密《道德情操论》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把人在经济上的自利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人类行为的动机是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称《国富论》）中，他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是个人自利，通过竞争机制达成自己和社会希望的结果。两部著作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不同。他承认人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斯密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富国裕民”[4]252-253，它可以通过个人分散、自由的自利行为来达到。“经济人”思想和“看不见的手”理论构成了斯密经济学的基础。“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自利的行为，客观促成了社会利益的产生[4]27。斯密既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又是一位理想主义经济学家，其追求自利的“经济人”思想具有伦理道德理性。

　　从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思想以来，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断改造“经济人”的理性，并形成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惟一动机的“理性经济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完全抛弃了斯密“经济人”中的内含伦理基础，借助于现代微积分原理构建了经济人理性决策的基本模型，从效用、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角度阐述个人、产商甚至政府的理性决策。现代经济学虽然模型更加精美，形式和结构越来越科学，但其理论内核的缺陷十分明显，并且无法合理地解释现实经济[5]。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现代经济学曲解了亚当·斯密，斯密并不存在所谓的人格分离，其“经济人”中蕴含伦理道德基础，他因此呼吁重新回到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观[6]，并尝试将经济学与伦理学结合起来对西方经济学进行重构，强调经济发展应以人为本，并提出用人类发展指数（HDI）取代GDP的全面发展理念。

　　二、现代主流经济学伦理经济观的缺失及后果（一）现代主流经济学伦理经济观的缺失

　　在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流的现代经济学中，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人”追求的惟一目标，将复杂的经济现实简单化，然后先验地从简单的假定出发，利用逻辑推理、数学演算建立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去解释客观经济现象。数学决策具有抽象性和准确性，但严格的理论和计算假设使结论离现实相去甚远，单一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规则将经济人贪婪的自私急剧放大，从而危害到人类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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